一、“兒童學”概念與學科建設

在《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的《前言》中，方衛平梳理了他與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們就中國兒童學學科建設所做的工作:2007年啟動了《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系列的編撰和出版工作，2008年在《浙江師范大學學報》推出“兒童學學科建設筆談”，2011年11月開始與《中國社會科學報》合作開設“兒童文化研究”專欄，2013年兒童節前夕《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以《學者呼吁“使兒童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很有必要”》的專題采訪文章。方衛平自言:“這幾項工作，既是對浙江師范大學原有兒童文學與兒童文化研究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同時也是想通過這一研究傳統的推進，來與國際范圍內持續升溫的兒童研究事業形成一種及時的呼應和對接。”這段話可以視為方衛平推動兒童學學科建設的動因。這些文字出版后不久的2013年11月初，方衛平又在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主持召開了“2013兒童學學科建設高峰論壇”，邀請全國兒童研究領域的學者與會，就兒童學的學科史與兒童史、新時期兒童學的學科定位、兒童學建構與重構的合理性、兒童學的可能圖像等問題進行討論。這次會議一方面謀劃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另一方面也是試圖整合全國兒童研究隊伍的一次努力。相信這些年圍繞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的大討論在中國兒童學發展史上，會留下值得記述的一頁。作為在國內倡導兒童學學科重建的學者，方衛平認為，作為一門學科的兒童學本身有廣狹之分，“廣義的兒童學囊括一切以兒童及其生存要素為對象的研究，這個概念里的‘學’字，與英語的‘study’(即研究)形成直接的對應關系。所以，兒童學在當代英語世界最常見的對位詞，便是childstudy。狹義的兒童學則是指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可見，方衛平并不是以克里斯曼paidology作為中文“兒童學”的對位詞。這一界定是值得關注的。他在《前言》中還說:“正是考慮到當代兒童學學科建設本身對于傳統兒童研究的獨特意義，近年來，我個人特別關注從狹義的兒童學范疇來探討目前的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這一點也體現在2012年的《中國兒童文化年度報告》工作中。在該年度報告的‘熱點聚集’板塊，專門設立了‘兒童學研究’的專欄，對2012年國內學術界圍繞著兒童學學科基礎理論展開的探討進行梳理、呈現并評述。”(方衛平《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前言》，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方衛平所提到的“‘兒童學’研究”專欄是由鄭素華撰寫的。其實方衛平這篇《前言》也是聚焦于“‘兒童學’研究”的論文。鄭素華在“‘兒童學’研究”的專欄發表了《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對近幾年“兒童學”大討論產生的背景作了梳理，對“兒童學”的概念界定、兒童學的一般屬性和學科定位、兒童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兒童學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并對兒童學未來的發展趨勢做了展望，系統地提出了自己對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認識。

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起點，當然是對“兒童學”概念給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強在其《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中審慎地透露出兒童學學科成為現實的種種困難。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試圖整合分散于各學科中的關于兒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為全面研究兒童的科學。在其以德語寫作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兒童學的體系:1．過去的兒童;2．當今的兒童;3．兒童學中的實驗室方法。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兒童學概念的自然科學本質。在我看來，他的兒童學方法論太窄狹，當然難以整合分散于各學科中的關于兒童的研究。沈俊強指出:“兒童學最終在歐美國家還是未能成為一門綜合兒童各門學科相關知識為一體的獨立學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嚴謹規范的方法論、學科范圍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統攝性的理論。雖然歷經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兒童學仍不是一個具有明確內涵與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個‘兒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詞，作為一門學科，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兒童學是繼續作為‘兒童研究’的代名詞，還是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這是兒童學進一步發展必須解答的問題。”“關于兒童學是兒童研究，還是一門獨立的學科的認識仍然還在探討階段。兒童社會學、兒童文化學、兒童生態學、兒童史等研究成果的總和，若然就可稱之為兒童學，那其實就是可以直接丟棄Paidology這個術語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強《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讀到這里，讀者可以看出，沈俊強是主張丟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這個概念的。我贊同沈俊強的觀點。因為克里斯曼對作為學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無法實現兒童學作為學科而獨立存在的使命。對兒童的“科學”研究是具體的局部的研究，一旦離開其所屬的相應學科的支撐，這種研究就寸步難行。這就意味著，如果兒童學志在形成純粹的科學，那么它要么空無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獨立形態的科學(如生理學、心理學、醫學等學科)生硬地聚攏在一起，但這種聚攏不是邏輯的、自然的，而是人為的。克里斯曼意義上的兒童學在歷史上的沒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設一門兒童學?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門兒童學的學科?在《兒童學的回顧與前瞻》(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認為克里斯曼“試圖建設一個有嚴格的內涵與外延的兒童學學科是困難的。兒童學的學科邊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兒童學的學科體系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如果我們拋棄克里斯曼對兒童學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門新的兒童學是可能誕生的。“現在看來，兒童學宜分狹義與廣義兩種。狹義的兒童學即童年(或兒童)哲學。廣義的兒童學即與童年研究相關的一切學問，包括從不同維度以兒童或兒童世界若干方面為研究對象的問題群、學科群的集合。”這些看法與沈俊強的說法是容易形成共鳴的。不過，鄭素華在《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對我的看法提出了質疑:“一些論者把‘兒童學’界定為童年或兒童哲學，這一狹義的概念為兒童學劃定了一個具體的范圍。但是兒童哲學卻并非就是兒童學，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設想的兒童學，其似乎也不足以視為兒童學的獨特性特征。”針對這一質疑，有必要做一點點解釋:我的這種想法是在拋棄克里斯曼“試圖建設一個有嚴格的內涵與外延的兒童學學科”的想法為前提的，當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設想的兒童學;狹義的兒童學，即童年或兒童哲學，為兒童學劃定的范圍不是具體的，它是一個模糊的范圍，這個范圍是以作為研究對象的兒童為圓心，以哲學方法探討兒童問題時需要走多遠就可以走多遠為半徑。為什么要用兒童哲學作為狹義的兒童學?這是因為兒童學可能還包括兒童心理學、兒童社會學、兒童生態學、兒童史學……這些學科都是研究兒童的，但是，它們的基礎理論和方法論由于是它們的母學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區別的。例如，兒童心理學是研究兒童的，所以可以被兒童學所容括，但事實上，兒童心理學與其說屬于兒童學，還不如說它更屬于心理學學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題、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都是屬于心理學學科的。同樣，兒童史學屬于歷史學，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題、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都是屬于歷史學學科的，例如《兒童世紀》這本書是一位歷史學家所撰寫的歷史學專著，并對歷史學研究的學科進展有重要貢獻，當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兒童，也可以屬于兒童學。

……這些學科相互間往往是封閉的，但由于研究對象是圍繞兒童的某一側面或某一問題，于是兒童成為它們相互聯系的紐帶。我們將它們整合在一起，同時又將它們與兒童哲學整合在一起，便是廣義的兒童學學科。狹義的兒童學與廣義的兒童學具有怎樣的關系?皮亞杰曾經將學術研究分為哲學和科學，哲學是對整體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學是對局部的具體的研究。這剛好可以解釋將兒童學分為廣狹兩部分。方衛平也將兒童學本身分為廣狹兩部分。廣義的兒童學囊括一切以兒童及其生存要素為對象的研究，而狹義的兒童學則是指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方衛平《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前言》，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這一界定遇到的難題是，狹義的兒童學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的內涵與外延應當如何界定。不過，這讓我想到作為學科的自然科學。自然科學有一個龐大的學科群，但同時還有自然科學總論，這個自然科學總論如果往形而上學邁一步，便與自然哲學融在一起。方衛平的“兒童學”學科模型類似于“自然科學”學科。我的兒童學學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學與科學的辯證關系。我的廣狹兩分法與方衛平的兩分法是可以會通的。當然，兒童學學科在這種兩分法基礎上，又可以分為三部分，分別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相對應。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學者小林登試圖建設“兒童科學”體系，這個“兒童科學”只可能是學科群，是從不同維度以兒童或兒童世界若干方面為研究對象的問題群、學科群的集合，卻不可能形成一個作為獨立學科的兒童科學。在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討論中，也有學者試圖論證童年學學科創建的可能性。“與倡導兒童學的旨趣有別，一些學者基于當代童年研究的進展、童年現實的復雜性，而提出一門以童年為研究對象、專門研究童年問題的學科即童年學創建的可能性。盡管‘命名’不同，意蘊有所側重，但涉及到議題卻有諸多交叉之處。這樣的探討，如果理論層面上繼續深入的話，或會與兒童學形成良性的競爭性互動。”(鄭素華《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讀者也許要問:兒童學以外還有童年學嗎?或者童年學以外還有兒童學嗎?在我看來，兒童學與童年學是辯證統一的。兒童在其年齡維度上就是童年。通過研究童年我們了解兒童，通過研究兒童我們了解童年。童年是兒童和成人的童年，兒童是在童年這個年齡維度上的現實形態。不可能存在分別獨立的兒童學和童年學。它們其實是一個學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競爭關系。古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童年學與兒童學的關系就是這里的嶺峰關系，乍看不同，其實為一。克里斯曼的兒童學曾經傳遍歐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學科定位存在問題。不過，兒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斷。20世紀出現了皮亞杰等著名的兒童研究者，許多學科都對童年有過出色的研究。今天我們討論兒童學是否可作為一個學科來建設的問題，其實就是研究兒童學學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為兒童學學科發展建構一個庫恩式“范式”，尋找學科的共同話題、基本規范和基本共識，呼朋引伴，凝聚隊伍，建設學術共同體，為進一步拓展兒童學學科的發展空間以及尋找兒童學大發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兒童研究與教育學的關系

兒童研究與教育學具有密切的關系。兒童的“發現”導致了教育學現代體系的誕生，便是歷史給出的證明。沈俊強在《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兒童學與教育學”為標題，專門探討兒童學產生的時代背景。他寫道:“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地區的兒童教育有了一個新圖景。生理學、心理學、實驗教育學的發展，促成了兒童研究的深入;伴隨著歐洲大陸的新教育運動與美國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兒童中心論開始流行，根本性地改變了人們對兒童教育的傳統看法。兒童學在這樣的時代中被提出，表明人們有為兒童研究創立專門的知識體系的強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強將兒童學產生的背景主要歸因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兒童教育的大繁榮，或者說，在他看來，兒童學產生于教育學大發展這一時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兒童為研究對象的兒童學(paidology)從誕生之日起，就與教育學(pedagogy)有著緊密的聯系。”這一結論是符合史實的。應當強調的是，美歐的兒童研究運動對于教育學“兒童中心”觀念的壯大立下汗馬功勞。霍爾于1891年創建《教育學園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發表兒童研究的相關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發表兒童研究的相關研究成果的這家期刊是教育學雜志。由此可窺見，當時的兒童研究與教育學的親密關系。霍爾一定是洞見了這一親密關系，所以便用教育學刊物發表兒童研究的相關成果。事實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爾在全國教育協會發表演講，提議把兒童研究作為教育學的核心。他說:“兒童研究應該成為教學方法，教學內容和教學順序的基礎。”(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轉引自郭法奇《歐美兒童運動研究運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爾建議全國教育協會在其內部成立科學的教育學委員會。

教育協會接受了建議，并號召教育工作者以兒童研究為核心建設科學的教育學，從而使兒童研究成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克里斯曼于1893年在《教育學園地》季刊上發表《兒童的傾聽》(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兒童學(paidology)這一概念;1894年在《論壇》(TheForum)第二期上，發表《兒童研究:一個新的教育部門》的文章，詳細闡述創建兒童學系的想法(鄭素華《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趙霞《兒童學:學科體系及其當代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克里斯曼在教育學雜志提出“兒童學”概念，又將兒童研究視為“新的教育部門”，由此可見“兒童學”甫一出世便與教育學結下不解之緣。兒童研究為教育學的創新和提升功不可沒。沈俊強寫道:“總體上說，隨著兒童研究的深入開展，現代社會確立起來的兒童利益至上、尊重兒童、保護兒童、給兒童以參與權、傾聽兒童的聲音等養育原則已成為兒童教育的基本共識，它也是教育學的基本理論創新的背景性原則。”這種看法恰好印證了1918年霍爾在全美教育協會所做演講中的說法，這個演講是為了紀念全美教育協會兒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霍爾說:“對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認為是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因為在此之前，是兒童適應學校，而現在，整個教育體系都要根據兒童的需要與天性來建立。”(霍爾《兒童研究縱覽》，載郭法奇《歐美兒童運動研究運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這段話很好地表達了兒童研究的教育學意義。事實上，在這次兒童研究運動以前，夸美紐斯，尤其是盧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帕克等人，已經在觀念或哲學上建設兒童中心主義的教育，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帕克等人還將這種觀念作為自己所創立學校的理論基礎，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在學校或幼兒園開展過“哥白尼式革命”。不過，杜威在《學校與社會》中倡導學校應當產生由教師中心或教材中心轉變為兒童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確實是發生于此次兒童研究運動中的。夸美紐斯，尤其是盧梭以后兒童觀和教育觀的革命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所推進的人的自我發現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權利的解放這一宏大的歷史背景。有了這個背景，就不可能不“發現”兒童;“發現”兒童后，就必然產生教育學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這是時代精神使然，盧梭等人則是時代精神的體現者，———時勢造英雄，此之謂也!在時代精神所營造的春天里，兒童研究成為“運動”，形成熱潮，也是歷史使然和邏輯必然。兒童研究運動使啟蒙運動以來“兒童發現”的哲學衍生出各門科學的叢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學、教育制度、教育實踐的現代轉型。

一、“反詩意化”問題

根據對詩意化的理解，筆者把固化了的理性思維、唯科學主義；脫離生活情趣，按事先預設好的路徑、“范式”、框架進行邏輯演繹；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則，進行有目的、有計劃的活動；刻板地貫徹某種理念，灌輸某種知識，或者掌握某種技能，而缺乏輕松、愉快的環境和積極向上的生活情趣。刻意把認識對象與我自體分離開來進行觀察、測量、研究的活動都認為是“反詩意化”的。就幼兒教育而言，“反詩意化”的活動讓幼兒產生“累”“疲倦”“逆反”“厭惡”“淡漠”“被迫”等多種不良情緒；通常這些活動主要分布在國家的幼兒教育行政控制、家庭教育、幼兒園教育以及各種針對幼兒設計的教育之中，其中幼兒園教育方面主要表現在，學校的教育理念、道德塑造、教育管理、教學活動、研究活動、幼兒保育等各個層面。

1．政府層面的“強大的外力”推進

近十年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幼兒教育的發展，頒發了一系列文件，提出了未來10年幼兒教育發展的宏偉目標和幼兒教育標準化建設的諸多措施。例如，《國務院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國家教育事業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等。但是，從一系列文件中可以看出，政府的工作仍然僅僅停留在入園難、入學率等方面，還是外圍式的命令式的宣言，主要是基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邏輯來平衡幼兒教育的發展。政府總是強調教育要為社會服務，卻忽略了社會如何為教育提供更好的服務。政府是執行者，往往把教育理論、信仰、觀念進行實體化建構———貫徹落實。把所謂“頂層設計”向下落實到實踐；把崇尚唯理性、崇尚根據說、信仰、經驗等等綜合實體擴展至幼兒園微觀環境、幼兒個體、教師個體的自由教育情境時，原有的生態和結果必將遭到破壞。

2．家庭層面的功利需求

現在家長生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極其重視幼兒教育，普遍把幼兒教育拔高，把幼兒教育理解為知識學習和技能訓練。比如唱歌、演講、跳舞、繪畫、下棋、講故事、認識漢字、認識英語單詞、認識數字并會計算、會彈鋼琴、讀古書經典、習武等等五花八門的內容。林林總總的內容也在各種培訓班、民辦幼兒園中大行其道，成了他們招生的資本和競爭優勢。幼兒所掌握的知識、技能成了家長相互攀比的資本和衡量幼兒園教育質量的潛在標準。此種功利邏輯本質上是忽視幼兒生命成長的存在，忽略幼兒生命和生活體驗的存在，是違背自由生長邏輯的。

3．幼兒園研究與教學的“泛技術性”崇拜

［摘要］提出新時期公安院校職業道德教育研究的重要性。通過對國內期刊文獻的搜索，認為國內學者對警察職業道德教育有一定的關注，但就職業道德教育整個領域來看，涉及的研究成果較少。根據項目組的文獻綜述和資料收集，對新時期公安院校職業道德教育做了一些思考。

［關鍵詞］新時期；公安院校；職業道德教育；思考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加強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建設。職業道德教育是警察道德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民警察核心價值觀的提出，為警察職業道德教育開辟了廣闊的語義空間，在社會問題冗繁雜糅與警察壓力持續增強的語境下，意義非常重大[1]。公安院校承擔著培養公安后備人才和培訓在職民警的雙重任務，對新時期公安院校職業道德教育的研究是公安院校教育工作的重要內容，是培養合格預備警官，提高受訓民警綜合素質的重要舉措[2]。筆者2022年2月24日通過CNKI中國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對題名“警察職業道德教育”的文獻進行檢索，檢索到相關論文35篇。時間分布情況見表1（P1表示警察職業道德教育論文數；P2表示職業道德教育論文數；R表示警察職業道德教育論文數與職業道德教育論文數百分比），數據不一定完全精準，但具有參考意義。從國內期刊文獻的搜索情況來看，國內學者對警察職業道德教育有一定的關注，但就職業道德教育整個領域來看，涉及的研究成果較少。

二、對新時期公安院校職業道德教育的若干思考

根據筆者“新時期公安院校職業道德教育中的心態調整策略研究”項目組的前期文獻綜述和資料收集，在此對新時期公安院校職業道德教育做如下思考。

（一）發揮學管干部在職業道德教育中的引導作用

摘要：為了提高英語專業師范生的綜合素養，文章首先說明了共生理念下的教育，然后論述了師專院校英語專業師范生職業素養內涵，最后闡述了共生理念下師專院校英語專業師范生職業素養培養。

關鍵詞：共生理念；師專院校英語專業師范生；職業素養

“共生”本是生物學的一個基本概念，指不同的生物之間互依互存密切地生活在一起。20世紀以來，共生理念已經逐漸輻射到人類學、社會學、哲學、美學、教育學等諸多學科門類領域，成了一種協調各方矛盾沖突的哲學思想引領。筆者作為在師專院校從業十多年的英語教師，深刻認識到師專院校英語專業學生的職業素養現狀與新時代背景下現代社會要求的小學英語教師職業素養標準相距甚遠。共生理念追求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及人與自我的和諧共生，這恰與我國現階段的教育理念———平衡、改善和提升人、自然與社會之間的和諧關系相契合，這種密切的內在關聯性使共生理念可以成為共生教育的理論基礎[1]，并對解決師專院校人才培養的突出問題、提升學生的職業素養具有較強的實踐指導意義。

一、共生理念下的教育

20世紀以來，人們對共生現象的研究已經從生物學的具象研究擴展為抽象共生理念的研究。可以說，共生理念甚至已被提升至一種哲學思維和價值理念。共生理念為我們揭示了人類與自然、社會、宇宙協同發展的普遍性和規律性，為我們理解人生、價值、意義等提供了科學依據和理性引導。山東師范大學李燕博士的論文《共生教育論綱》[2]試圖在知識化、信息化、網絡化的21世紀建立起一種共生教育理論體系，以解決我國當前單向度的教育發展問題。該體系對人與自然共生下的教育環境與教育生態保護、人與環境的協調及教育環境對人之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性進行了詳細梳理，并就共生教育中教育目的取向、課程建構、師生關系、共性與個性教育等內涵給予解讀，這是目前對共生教育探討最全面、最系統的一次嘗試。胡守鈞教授在其《社會共生論》[3]一書中指出，社會由各個維度的共生系統組成，和諧共生是在合理的度內分享資源，社會的進步基于改善人的共生關系。共生理念的社會學意義告訴我們社會發展的本質在于優化各種共生關系。那么，教育的發展是否在于優化教育主客觀的各種共生關系，以達到教育的和諧發展，或許社會共生論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新的思維坐標來探索共生理念下的教育發展。對人的培養是在自然與社會整體生態關聯下對人的身心熏陶與智力開發。共生是一種關系，一種人性化、創造性、開放性存在關系。共生教育應把人的自然化教育、人的社會化教育及人的身心化教育納入一個和諧、共存、共享、共生的關系中。因此筆者認為，共生理念下的教育是研究教育主體（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教育客體（教育目標、課程設置及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策略等）和社會之間的共生現象和共生發展的問題。如何用共生理念指引優化教育主體間的互利共生、教育主體與教育客體及與社會發展之間共存共生是共生理念的教育學意義。

二、師專院校英語專業師范生職業素養內涵

教師作為一種專門的職業，本身就有很嚴格的職業規范和要求，可以把這些基礎的規范和要求歸為基本職業素養，而具體到各科教師則必然受制于該學科的學科特點要求，會有不同的專業素養特征。作為預備教師的師范生，筆者認為師范生的職業素養是指師范生未來為履行教師規范和崗位要求而應該具備的教師職業道德修養、人文學養和學科專業知識、專業能力等方面的綜合品質，大致可以分為基本素養和專業素養兩大方面，其中，基本素養是軟件隱性部分，專業素養是硬件顯性部分。筆者把師專英語專業師范生的職業素養結構分為基本素養和專業素養兩大部分，其中基本素養包含教師職業道德、人文素養、教育技術素養和藝術素養；專業素養包含專業知識和專業能力。基本素養和專業素養兩者互利共存，缺一不可。

摘要：文章從工程倫理課程發展歷程出發，明確了環境類碩士研究生“工程倫理”課程開設的必要性與緊迫性，并闡述了環境類碩士生“工程倫理”課程設計、授課方式及考核策略。

關鍵詞：工程倫理；環境類碩士研究生；工程教育

工程科技的進步與人類發展的命運緊密相連，伴隨著人類大規模改造自然的工程行為，不可避免地涉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類的多重價值追求，不同利益訴求也會導致人們在工程行為選擇上的困境與沖突，從而引發當今社會對工程行為意義與正當性的反思，人類的工程實踐不僅是一種改造自然的技術活動，也是一種關涉人與自然和社會的倫理活動，這成為“工程倫理”作為一門學科建立與發展的現實背景。

一、“工程倫理”課程介紹

工程倫理是在工程中得到論證的道德價值，是應用于工程學的道德原則系統，是工程技藝的應用倫理[1]。工程倫理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是一門哲學、倫理學與工程學、社會學交叉的新興學科門類，在實踐意義上，工程倫理為工程師提供了價值性的規范引導。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法國、德國、日本和英國等發達國家相繼開展了工程倫理教育。我國工程倫理教育是在全國工程專業學位研究生教指委推動下展開的。2014年6月，在清華大學召開的“工程呼喚倫理：學術界與企業界對話”工程倫理教育論壇上，企業界代表和學術界人士提出了工程教育要補上“倫理”短板，不但要從知識傳授和能力培養進一步延伸到價值塑造，而且要把價值塑造作為工程教育的核心目標之一。同年12月，教指委啟動“工程倫理”課程建設，并于2016年推出了“工程倫理”教材和在線課程。2018年5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了《關于轉發〈關于制訂工程類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方案的指導意見〉及說明的通知〔學位辦（2018）14號〕》，將“工程倫理”課程納入工程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公共必修課，并列入研究生培養單位實施人才培養、開展評估評優工作重要依據。可以看出，加強工程倫理教育，已成為工程碩士教育中的“標配”。

二、“工程倫理”課程開設的意義

傳統環境類碩士生培養目標是：掌握環境科學與工程專業基礎理論、專業知識和實驗技能，具備獨立開展環境科學與工程領域科研和從事環境保護工作能力。目標對學生掌握扎實的環境專業理論和技術表述較多，而對學生今后作為環境專業人員所必備的工程倫理素養和職業道德鮮有提及。環境類專業在解決環境污染、資源利用等環境問題時能帶來可觀的社會效益和一定的經濟效益，但也面臨著環境與生態安全問題、社會利益公正對待問題、環境工程管理制度的道義性以及環境工程師的職業精神與科學態度問題。特別是我國近年來經濟飛速發展，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統一與對立引發的工程倫理問題尤為突出。具體而言，一是環境保護工程公益性，使其出現了直接效益與間接效益之間矛盾的倫理問題，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矛盾的倫理問題；二是環境保護局部與整體的利益分配問題，因為環境問題沒有國界，屬全球性問題，而環境工程主要是保護和增加公共利益，大多會不可避免涉及甚至減損局部利益或私人利益，若處置不當極易引起工程倫理沖突，甚至破壞世界和平或引發局部群體性事件，例如“鄰避沖突”與“鄰避困境”出現；三是環境污染問題追溯和責任主體確認是個極其復雜的問題，例如，地下水污染和土壤重金屬污染就是典型的難以溯源和界定責任主體，這都對環保工作者的職業要求非常高，也會涉及很多相關工程倫理問題；四是確立自然環境的倫理地位，工程師需要扭轉一味追求技術效益和最大產出的功利觀，明確對自然環境的倫理責任。因此，開展工程倫理教育是環境類專業人才培養面臨的緊迫任務。

摘要:

提升醫學教育水平，培養高質量醫學人才，是我國在改革不斷深化新時期下的重要課題。研究比較中美醫學院校建制、醫學教育體系構成、醫學生培養環節以及醫學人文品質等方面的差異，提出對我國醫學教育的改進措施，對于我國醫學人才的培養和醫療的整體水平提升有積極意義。

關鍵詞:

醫學教育;醫學院校;中美比較;診斷;治療

隨著我國改革的不斷深化和經濟的持續發展，大眾對醫療服務的要求和期望不斷提高，社會對醫學教育的探討也倍受重視和關注。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醫學教育經驗，培養具備高質量、高素質的醫學生，有利于我國醫療質量的整體提升和創新型國家的建設。美國高等醫學教育是西方醫學教育的代表，近兩年，筆者通過走訪留學生、查閱文獻，并先后赴美國哈佛醫學院、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等醫學院校進行交流訪學，對美國的醫學教育體系有了深入認識。本文通過比較研究中美兩國高等醫學教育在建制、教育體系構成、醫學生培養環節以及醫學人文品質等方面的差異，以期對我國的醫學教育有所借鑒和啟示。

1中美醫學教育的比較與分析

1.1中美醫學院校的體制存在差別

摘要

目前體育教學方法的研究更多地開始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角度進行研究，由單一走向多元。在國內對此方法研究正逐年增多，近幾年研究更有突飛猛進的態勢，但體育教學方法的研究在數量上、質量上還不能完全滿足學校體育教學發展的實際需求。主要問題還是存在于研究角度的單一，對各角度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問題性、批判性和理論性的研究較多，如何修正、傳承并發展優秀的科研成果則較少。在研究方法上，多數教學方法的研究仍采取的是問卷調查，而突出案例和實驗性的研究很少。

關鍵詞

體育教學；教育改革；教學方法

目前國內中小學生的體質檢測結果整體顯示下降明顯，雖然造成這一現狀結果的并不僅僅是學校體育工作一方面的問題，但通過學校體育教育教學則是作為提高中小學生的身體素質和健康水平，并樹立終身體育理念等的主要途徑，也是作為學校體育教師應盡的責任和義務。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隨著國內教育教學改革步伐的加速，中小學體育教學模式與方法的改革也逐漸成為體育教育領域中各個專家學者的研究熱點。它囊括了體育教學中特有的思想哲學，通過具有針對性的教學目標，在特有的教學環境氛圍下實現其獨有的教育教學功能，可以組成較為行之有效的體育教育教學框架。不可忽視的是在不同的體育教學思想和實踐方法上，會出現更加多樣化的體育教學模式。通過諸多專家學者研究發現，人在少年時期的體育技術水平與成年后的體育水平成正相關，尤其在12歲前參與過體育運動對成年后的體育水平影響最大。因此為青少年提供高質量的體育教學，對提高其運動技能和樹立他們的自信心方面，以及對其以后參與體育活動的積極性都能產生積極的作用[1]。目前我國在實踐方面的探索比較廣泛，但由于起步晚，發展歷程時間短，體現在學校體育教學基礎理論上，就顯得尤為薄弱，諸多問題在研究過程中不斷涌現出來。多年來的研究雖然有了一定程度的進展，同時也有相對不錯的成果，但體育教育教學的研究始終面對沒有突破性進展的尷尬窘境。

1國外體育教學方法研究

國外對教育教學模式的科學研究已歷經較長的時間，由于其各國本身的文化背景及其他方面的復雜性，導致對國外研究的理解出現了多種界定。體育教學方面的研究雖然很多，但大部分研究的出發點都是以人的未來發展為主要內容，并將其作為培養未來社會發展需要的人才來開展。例如：《美國國家體育鍛煉標準》（后簡稱《美國體育標準》）就是以培養學生掌握自身“應該知道什么和能做什么”為目標。《美國體育標準》中提出———“以參加體育活動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目標口號。認為針對學生進行的體育教育教學的最終目的就是讓其養成重視健康和主動健身的好習慣，隨著學生年齡的增長，能夠形成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美國體育標準》中較為細致地描述了高質量的體育教學，指出若想達到高質量的體育教學目的，必須能做到提高學生的體質、體能，增強其責任感，使學生學會并能夠享受到體育鍛煉帶來的愉悅感，從而達到終身體育的目的[1]。

［摘要］筆者從課程思政和德育的定義對比入手，得出課程思政終極目的就是為了培養學生的德育。通過列舉國內外的教育理念闡述課程思政與德育培養的關系，提出了通過課程思政設計實現大學生德育能力培養的6種途徑。

［關鍵詞］課程思政;德育;培養途徑

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要用好課堂教學這個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論課要堅持在改進中加強，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親和力和針對性，滿足學生成長發展需求和期待，使各類課程與思想政治理論課同向同行，形成協同效應。要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中心環節，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實現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開創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新局面”［1］。把立德樹人看作教育的根本任務來抓。課程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將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水平等思想政治教育納入大學專業課的教學中。根據課程自身的特點，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國夢教育、理想信念教育、革命性傳統教育、國防教育、勞動教育相結合等指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2］。德育是一種培養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教育，使學生能夠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和正確的政治方向，形成正確的思維方式。所以從課程思政和德育的定義上，我們可以看出兩者是一致的，執行課程思政目的就是培養學生的德育［3］。

1課程思政培養德育的理論來源

課程思政的教育理念雖然提出時間不長，但在國內外的教育理念里都能看到他的影子。

1.1西方的教育理念。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指出“教育可以培養道德”［4］。柏拉圖的隱喻意象闡釋了道德教育中的“教育”是引導人的心靈從低級到高級，從虛幻到真實，達到永恒的善的境界。英國思想家、社會學家、著名的實證主義者斯賓塞認為：教育的任務是教導人們為完美生活做準備［5］。赫爾巴特（Herbart）闡述為，教育的終極目標是提高人的道德和品格。

1.2我國的教育理念。1.2.1我國古代的教育理念。在古代中國社會，教育這一概念也主要從道德教育角度予以闡述，如：《學記》中的“教也者，長善而就其失者也”。《中庸》中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6］。《荀子》中的“以善先人者謂之教”［7］，《說文解字》中的“教也，上所施，下所效也”。孔子是中國古代的偉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把道德教育作為他整個教育的重中之重［8］。他沒有把德育設成專門的學科，而是將德育的要求滲透到文化知識學科中。1.2.2我國近代的教育理念。中國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和教育家蔡元培認為教育的最終目標是創造“完美的人格”。他在1912年發表的教育論文《關于新教育的觀點》中同時提出了“五項教育”的思想，即軍事國民教育、功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和審美教育。1.2.3現階段我國的教育理念。教育部的文件也明確指出：教育應著重“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為重點，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德智體美勞等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9］。道德教育在保證其他教育的方向和保持其他教育的力量方面發揮著作用，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教育的方向［10］。從以上可以看出，從古至今，中西方的教育理念雖有一定差異，但是將德育的培養放在教育首要的做法是保持高度的一致。所以課程思政的本質就是實現德育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