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尤其是新時期以來30多年的發(fā)展與建設，是與整個國家經濟突飛猛進的發(fā)展和社會文化眼花繚亂的轉型一脈相承的。在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發(fā)展和建設的“泥濘的坦途”中，董學文先生是一位頗具特色、頗不尋常的學者。他充滿著獨特的理論個性，其理論其思想寂寞而精彩，與新時期以來30多年的時代脈搏共振，卻又始終存在觀察的距離和批判的張力。他用心血與生命去書寫他的這個時代，他又用他的赤誠、單純、質樸和熱烈的信仰，執(zhí)著得近乎偏執(zhí)地去守護那個美好的“麥田”，那份越是遠離越是渴望的理想。在他的學術生命中，在他的理論耕耘中，始終“表現出一種了不起的理論勇氣和不倦的上下求索精神。他帶著清醒的學派意識和學科建設意識，以一種始終如一的理論定力和鮮明的理論指向，實踐著對理想形態(tài)的文學理論的追求”[1]。   一、“回到馬克思”、“重讀馬克思”與思想解放   學界在回望中國新時期以來文學理論的歷史變遷時，常常會強調文學“主體性”問題以及文學“審美”問題等對于突破之前“文藝—政治”理論模式的革命和解放意義。這固然是這段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更早的思想解放和文學理論突破卻并不是由此開始的，甚至可以說，這些理論的出現本身就是前期文學理論變革的一個繼承或者變種。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結束之后，人們面對社會和人的內心世界，如何反思“”中的問題成為當時時代的最大課題。更進一步說，如何認識“”中人性的泯滅與集體的瘋狂，認識人性的多面性、豐富性，認識人的多樣性需要和欲望的正當性等問題，也逐漸被學界所關注。   但是“，”的理論遺產顯然已經沒有話語力量來闡述這些復雜問題，而當時的社會現實也并沒有一種寬松的環(huán)境可以自由地研究和討論。因此，學界主要從“回歸馬克思”、“重讀馬克思”，通過尋找真實的馬克思的思想精髓來達到對現實歷史的批判，從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的溫故知新中去比較和反思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過程中存在的巨大的偏差與失誤，而不是從外在于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批判，因而出現新一輪“馬克思熱”。通過這種新的解讀，來解放被窒息了的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和闡釋效力，而西方的“主體性”理論、“審美”理論，顯然是不可能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承擔這一歷史使命的。   正是在這種時代氛圍和現實要求中，董學文先生及其同一代的學人，走上了理論的舞臺。他們在與時代的互動下，開啟了關于中國新時代文學理論和美學的反思與建構。以“重讀馬克思”的方式來反對僵化的文論格局，這不僅僅是一種文學理論發(fā)展的現實需要，也是董先生等一代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自覺的理論選擇。這種選擇是針對之前現實社會與文化中存在著的某種“離開”馬克思（這里指離開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精神與方法）的現象而提出，它試圖重新復活馬克思主義的活力和生命力。   新時期伊始，文學創(chuàng)作與理論相互發(fā)現、相互應和。文學打著“恢復現實主義傳統”的旗幟重新起步，以《傷痕》、《班主任》為開端的“傷痕文學”，標志著現實主義文學傳統開始恢復。與文學創(chuàng)作并行的是理論上的撥亂反正，從最初批判“”的“三突出”謬論，轉向突破根基牢固的“文學為政治服務”這一文學觀念x，恢復現實主義真實性文學觀，使文學自身特征和規(guī)律得到重視。在這里，文藝的“真實性”問題、文藝的“形象思維”問題，便不只是兩個簡單的理論命題，而是恢復馬克思主義文藝精神非常有力的理論抓手，承擔的是文藝思想解放的爆破口的使命。這里的思想資源自然是來自于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的重新解讀與闡釋，雖然這一過程并不長，但其中蘊含著老中青學者在那樣一個歷史破冰過程的所有艱辛與激動。   作為當時剛過而立之年的青年學者董學文先生，敏銳地感受到時代大潮的涌動，早在1978年他就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深入闡發(fā)來考察文藝與現實的關系問題、文藝的真實性問題，發(fā)表了論文《文藝就是要真實地反映現實》（《解放軍報》，1978），隨后又相繼發(fā)表了《恩格斯怎樣看待文藝的真實性》（《中國社會科學》，1981）、《真實性與傾向性的統一》（《文學知識》，1981）等重要論文，并不斷從多個角度，諸如悲劇的歷史真實性問題、形象思維與藝術真實的關系等方面，繼續(xù)深挖經典作家的這些重要思想，陸續(xù)發(fā)表《也談形象思維》（《北京大學學報》，1979）、《談談馬克思恩格斯的悲劇觀》（《光明日報》，1979）、《論悲劇沖突的必然性》（《北京大學學報》，1981）、《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美學問題》（《美學向導》，1982）等一系列文章，為長期僵化的“左”的文論話語注入了新鮮的符合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新成分。   “撥亂反正”總歸要回到時代的理論建設中。   因之“，重讀馬克思”和“回到馬克思”當然不能單單是回到書本，也不能是簡單地復述馬克思的原話，而是要有當代性，要背負時代一切優(yōu)秀的思想成果，使之與馬克思主義的邏輯視界歷史地融合在一起。“重讀馬克思”，是要找尋更切實的理論起點、入口和方法，糾正以往研究中的偏誤，以新的科學和實踐成果豐富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造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新境界；“回到馬克思”，則是要像馬克思那樣超越“材料的堆積”階段，循著科學的方向，提出“自己的問題”和表述這一問題的“自己的方式”，提出有原創(chuàng)性意味的思想和理論。這是所謂“回到”和“重讀”馬克思的本義所在。因此，正是遵循這種發(fā)展邏輯，董學文先生的文藝理論研究很快就打開了一片新的理論天地。也正是從這一點上說，他被認為是新時期以來我國文藝理論界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方面用力最深、成就最大的學者之一。#p#分頁標題#e#   在對馬克思主義尤其是馬克思恩格斯經典的深入細讀過程中，董先生獲得了許多新的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理解，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原創(chuàng)意味的觀念、范疇和命題。這突出體現在他的一系列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體系、形態(tài)、方法的描述中，體現在他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以社會政治經濟為邏輯起點的研究范式的變革中，體現在他提出、加以深入探討并在國內形成重要影響的“藝術生產論”、“馬克思考察藝術規(guī)律的方法論”、“物質生產與藝術生產關系”等具體范疇和命題中。這些文章，后來于1983年結集成《馬克思與美學問題》一書。這是中國新時期以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美學研究的重要的代表性成果，其中提出的理論命題并沒有失效，而是在其后的歷史發(fā)展中生根發(fā)芽了，甚至其中的很多闡釋到今日也并沒有被突破。   而正是由于植根于馬克思主義的深厚而肥沃的思想土壤之中，董學文先生的理論探索隨著中國社會新的歷史發(fā)展而不斷前行，卻又始終擁有自己的“問題式”。   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追求創(chuàng)新和突破成為中國現代化的一種焦慮，追求新變和拓展成了時代的一個文化癥候。諸如，學界常說的所謂“文學觀念年”、“文藝方法論年”等，似乎一年一個主題，各種思潮和方法，無論是新的還是舊的（但對我國學界而言好像都是“新”的），無論是科學的還是人文的，無論是來自發(fā)達資本主義的還是來自南美等第三世界的，都蜂擁而至，令人目不暇給。董學文先生也深刻感受到這一焦慮并且同樣在這樣的時代中努力參與翻譯、傳播、消化、吸收、創(chuàng)造的文化生產過程，他先后翻譯和編寫了多部西方美學、文論著作和馬克思主義美學文選x。仔細考察他所編譯的西方著作就會發(fā)現，他這里不是“饑不擇食”地隨意展開，而是有非常清晰的理論建構的宗旨，這也就是豐富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藝理論，為實現新的理論建構做準備。因此，在這一譯介國外理論的大潮中，他的目光始終比較集中于世界各國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美學的理解和建設上，無論其是來自于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世界，還是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也無論其是科學主義的還是人文主義的，有了一個基本的主旨和紅線，所有的思想的營養(yǎng)都是可以也是應該加以吸收的。   而這一主旨和邏輯紅線，恰恰是那樣一個“嗜新成癥”的時代所缺乏的必要的清醒的“拿來”的態(tài)度。   二、走向“當代形態(tài)”的文藝學建構   “回歸馬克思”也好，譯介國外的理論也罷，其本身都是在積蓄力量，本身還不構成學術研究的最終目的。董學文先生的目的，是為了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美學，是為了闡釋不斷變化的文藝現實和時代提出的理論命題。也就是說，隨著時代的進展，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如何既保持“自我”，又不斷超越“自我”，科學地尋求和選擇自身發(fā)展的生長點和突破口，這是根本的東西。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建構“當代形態(tài)”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開始成為理論界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而這個風景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就是董學文先生。   這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他是最早也最積極地對“當代形態(tài)”文藝理論建構本身進行呼吁和理論探求的學者之一；其二，他通過切實的學術研究大大地推進了這一進程的真正展開。進行符合中國當代現實文藝與社會需要的新形態(tài)的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藝理論建設，這是董先生文藝思想發(fā)展的自然邏輯，也是這個時代向廣大文藝理論學者提出的時代命題。董先生是其中認真從理論上予以思考，并真正付諸理論實踐的人。1987年，他較早提出要“建設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當代形態(tài)”[2]，希望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和美學要從“經典形態(tài)”走向“當代形態(tài)”。隨后，這一命題在學術界引發(fā)廣泛的討論和爭鳴，時至今日已經成為當代文學理論學術史的一個重要的話題。   董先生不斷地在豐富和深化自己關于這一問題的理論思考y。隨后這些思考被進一步地系統化，便形成了他的重要的理論著作《走向當代形態(tài)的文藝學》。該書嘗試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進行歷史反思和“當代形態(tài)”的具體建設。在這部書中，他初步探討了“當代形態(tài)的宏觀設定”、“當代形態(tài)的理論依據”，以及包括“主旨論”、“生產論”、“直覺論”、“文本論”等在內的七個“當代形態(tài)的微觀展現”。當時就有學者指出：這本著作的作者，把構建文藝學“當代形態(tài)”“，上升到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高度”[3]。這部書，成為第一部直接探討這一具有時代挑戰(zhàn)性命題的重要著述，成為此后很多關于中國當代文藝理論建設、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等理論著述的重要思想資源。當然，該著作的價值和意義，更多地體現在它關于“當代形態(tài)”文藝學的理論思考方面，至于“當代形態(tài)”文藝學建設的基本的體系框架、邏輯起點與方法論選擇、基本命題及其表達、核心概念與范疇等重要問題，在這里還沒有全面地展開。   “當代形態(tài)”的文藝學到底應該是怎樣的呢？把它落實在真正的理論實踐中又是一種怎樣的面貌呢？董學文先生一直在探索，時隔十年，他從文學理論的暢想與豐富積累中進行了切實的理論實踐，并在實踐中日益明確自己的理想的文學理論形態(tài)，推出另一部力作《文藝學當代形態(tài)論》。這部著作，基于我國百年文藝理論發(fā)展的現實，深入揭示了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發(fā)展成就、性質特征、價值與生命力，揭示了它所遭遇到的嚴峻挑戰(zhàn)和現實難題，細密梳理、深入辨析了當今世界各種文藝和社會思潮及其影響，清晰闡釋了“當代形態(tài)”文藝學產生的邏輯和歷史必然性，論證了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走向融合的歷史趨勢，明確提出現在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綜合”的時代，認為這個“綜合”也是一種創(chuàng)造，是一個認識深化的過程。可以說，這個著作本身就是一次“綜合創(chuàng)新”的實驗與結晶。#p#分頁標題#e#   該書主要從以下幾條線索“綜合”各種思想資源，實現了新的理論的創(chuàng)生：一是深化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思想的研究；二是以建構“當代形態(tài)”文藝學為明確目標，實現對古典文論的現代轉化；三是充分吸收西方美學和文藝學資源，特別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四是全面的文藝思潮史和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深入挖掘百年文藝發(fā)展的歷史過程，尋找建構的思想資源以及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借鑒；五是展開對文藝學學科本身的理論反思，為創(chuàng)立科學形態(tài)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提供自覺的理論指導。在此前提下，作者通過對文藝本體論、審美的能動反映與主體建構、文學的價值生成與價值取向等一些重大的文藝學基本問題的系統論述和對未來文學理論的發(fā)展、21世紀文學走向的展望，具體化了關于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基本藍圖，終于使得學界的理論暢想變?yōu)橐淮螌崒嵲谠诘睦碚搶嵺`。正如有評論者所言，該著作“在我國文藝理論發(fā)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論與實踐意義”[4]。   當我們今天重新回顧該著作的時候，還可以看到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理論傾向，它不但是董學文先生文藝理論的一個未來發(fā)展維度，也是中國新世紀文學理論學科的一個基本命題：這就是該著作的清醒的科學意識和對科學形態(tài)文藝學的追求。或者說，這其中所呈現出的“當代形態(tài)”與“科學形態(tài)”之間的內在邏輯，這一點確乎明顯地有別于“過去形態(tài)”的中國文藝學。在這部著作中，作者極富科學精神和理論反思意識，譬如對于“當代形態(tài)”和“中國特色”關系的辨析，對于以馬克思主義的“生產”概念作為“當代形態(tài)文藝學”邏輯起點的理論闡釋，對于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基本原理基礎上以“綜合創(chuàng)新”作為方法論的判斷，都是在歷史與邏輯的結合處產生的思想風暴的產物。作者不是在一種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理論指導下的實踐，而是不但有深入的理論思考、系統的邏輯安排，更是有著異常清醒的反思意識，力圖使所建構起來的“當代形態(tài)文藝學”能夠達到科學的高度，恢復馬克思主義文藝學作為文藝科學的本來面目。這也直接開啟了董學文先生在新世紀關于文學理論學科科學性的反思和科學學派文學理論建設的努力。   三、文學理論學科反思與科學學派的建構   “當代形態(tài)文藝學”建設，是一項沒有止境的宏偉事業(yè)。它沒有完成時，一切都處于正在進行時。   進入21世紀，中國“當代形態(tài)”文學理論建設迎來了又一個蓬勃發(fā)展的時期。新時期以后的二十幾年時間，西方近兩個世紀的各種哲學與文藝思想一股腦地被引入中國；本土的古典文藝理論以及現代文藝理論傳統，也獲得深入研究與拓展，這些都為新世紀文藝理論的“綜合創(chuàng)新”提供了肥沃土壤。與西方的文化交流的深化，也進一步催生了我國當代文藝理論建設的迫切心態(tài)。更為重要的是，一批與新時期文學理論一同成長，作為新時期以來文學理論的建設者和參與者的學者更加成熟，進入學術研究的高峰期。我覺得，新世紀以來的十年是我國文藝理論發(fā)展可以與1980年代的激情澎湃相媲美的黃金時期。董學文先生的文藝理論研究，也在這一時期發(fā)展到新的階段，取得了更為豐碩的成果。   新世紀伊始，國內學界關于文學理論學科合法性的討論開始初露端倪。董學文先生別開生面的《文學原理》教材的問世，進一步引發(fā)國內廣泛的討論。討論的內容，除了傳統的關于文學的一些基本問題如文學本質、文學價值等問題外，還包括文學理論教材書寫與教材結構、文學理論的方法與文學知識的關系、文學理論的學科特點和性質、文學理論的學科定位、文學理論與文學現實的關系、文學理論的科學性，等等。《文學原理》一書，是作者基于對當前文學現實和理論現狀的問題意識和推進性研究態(tài)度，針對新問題、新情況所做出新的闡釋，是一部呈現出理論“當代性”的著作。著者貫穿于全書的一個根本指導思想，就是“接著說”，即不拘于陳說，不把研究變成他人理論的大拼盤，而是帶著問題意識，質疑、清除那些陳詞濫調，分析研究創(chuàng)作與理論現實中真正存在的問題，實現對難題的深入開掘，講求科學研究的原創(chuàng)性。對真問題的發(fā)見與闡釋，乃是理論的創(chuàng)造與生長點。該《文學原理》對許多文學基本問題，都能再深入一步探討，抽絲剝繭式逐層追問“為什么”、“怎么樣”，著重分析這些基本觀點在文學理論與創(chuàng)作中的闡釋效力，實現宏觀與微觀互動式研究，從而使一些糾纏不清的理論難題獲得了清澈澄明的解答。   我始終認為，理論研究需要個性和風格，有“屬我”的創(chuàng)造，方能有生命力。這部《原理》處處透射出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光輝，它以開放的心態(tài)融化吸收古今中外文藝思想，在理解的基礎上實現自我話語的表述。這種表述不止于簡單轉述界說，而是針對新現實新問題的創(chuàng)造性運用，是批判的吸收、有機的轉化和科學的提升。這種融合之后的創(chuàng)新，根本上改變了學界研究中較為普遍存在的以自己作為他人話語“跑馬場”、“觀點加例子”、缺乏主體性的弊病。我曾經講過“：可以說，這是一部站在現代學術前沿，密切結合文學現實，創(chuàng)造性吸收前人理論成果，具有‘自己說’與‘說自己’特色、原創(chuàng)性很強的‘綜合創(chuàng)新’之著，是我國文學理論發(fā)展的一個里程碑。”[5]十一年過去了，現在反觀這部書，它確乎已經成為新世紀文學理論教材的代表作，同時它所引發(fā)的關于文學理論學科自身的反思研究，也在隨后取得了豐富的果實，開拓出一個新的文學理論的生長點。   進入新世紀以來，從文學理論遭遇到的時代難題與現實挑戰(zhàn)來看，隨著我國社會的快速發(fā)展和急劇轉型，尤其是各種視覺圖像藝術的迅速普及和無所不在，以及互聯網等新興傳媒的迅速擴張，極大地沖擊并深刻地型塑著人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方式。整個文化領域尤其是文學的生產、傳播、消費方式，發(fā)生了顯著變化，文學理論學科的合法性出現了危機。 #p#分頁標題#e#   文學的未來命運如何？文學研究還有必要嗎？文學研究如果還能存在下去，那應探討些什么問題？文學或文學理論是否需要“擴容”、“越界”？“擴”些什么？“越”向哪里？學界關于這一討論十分熱烈。但是從總體上看，或者過于糾纏于大時代的社會變遷所帶來的影響，強調文學理論應該服務于“日常生活的審美化”，或是以大而空的“戰(zhàn)略轉移”為目標，提出各種各樣的“轉向論”。例如，有人提出“走向大文化”，以此來為文學理論的困境解圍。可是，誠如黑格爾所言“：哲學所要反對的，一方面是精神沉淪在日常急迫的興趣中，一方面是意見的空疏淺薄。精神一旦為這些空疏淺薄的意見所占據，理性便不能追尋它自身的目的，因而沒有活動的余地。”[6]從這樣的哲學或理論的精神實質來看，文學理論學科在新世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危機，固然可以從文學的邊緣化中找到根據，但是，學科內部知識的斷裂和整合應當還是主要的原因。因此，立足于時代的現實與審美文化語境對中國文學理論進行理論反思，對文學理論學科性質、功能、對象、研究方法和發(fā)展規(guī)律作本體性考察，研究解決“文學理論是什么”“，文學理論何為”，如何看待這門學科的性質等根本問題，就成了當代文學理論學科健康發(fā)展的前提性難題。   董學文先生一方面很早就敏銳地感受到這一時代問題，世紀之交前后就已經開始對這些問題做具有“元理論”性質的系統思考，形成了一系列關于文學理論學科的反思研究成果，既有基于對文學理論遭遇的現實挑戰(zhàn)的分析研究，也有更高的科學哲學意義上的關于文學理論的根本思考x。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言，這也是董先生關于“當代形態(tài)文藝理論”的理論思考和實踐必然會有的邏輯發(fā)展。2004年，他出版了具有學科開創(chuàng)意義的《文學理論學導論》一書。所謂的“文學理論學”，也就是關于“文學理論的理論”“，它不是企圖對文學作品做出另一種解釋，而是要促使我們對文學理論話語模式的規(guī)則和運作方式加以理解”[7]。“文學理論學”這一概念表明，它是對文學理論的一種反思性認識，是以思想本身作為反思內容，力求思想自覺其為思想。從哲學上講，就是一種“元理論”，即以理論為研究對象，研究理論的性質、特征、形成與發(fā)展規(guī)律。這里，作為具有“元理論”性質的“文學理論學”，是文學理論學科發(fā)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對文學理論學科危機的一種科學的探究與內在性反思。   《文學理論學導論》所討論的內容，是新穎獨特而富有理論穿透力的。譬如，對“科學”概念的新解以及對文學理論科學性的闡釋，對“文學理論”命名以及學科位置的解答，對“文學理論主體”范疇的引入以及文學理論的價值主觀性與知識客觀性關系的辯證分析，以及在文學理論的“生成動力”、“理論引力”和“亞理論”等概念的基礎之上，對“理論的生成與轉化”內在機制的深入討論，都是別開生面，高屋建瓴，遠不是熱鬧的就事論事，或者茫然失措、四處“轉向”的研究所能比擬的。   從而，學界評價該書是“移動思維，別有洞天”。可以這樣說“，在文學理論研究面臨轉型，理論資源需要重新整合，理論生態(tài)迫切需要改善的背景下，《導論》的問世是理論研究思維方式的轉型。它形成的是一種關于解釋的解釋，體現出來的是一種理論探索的勇氣和有氣魄的真正的理論超越性。在‘文學理論學’這一新學科內，文學理論的諸多熱點、難點問題都可以找到較為徹底的解決途徑”[8]。正是在董先生的影響下，一個頗具聲勢的文學理論“科學學派”，在最近十年逐漸形成了。“科學學派”的形成，反過來又將以更大的力量推動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良性發(fā)展x。   從思考的結果處看“，文學理論學”學科是董先生關于文學理論的“元理論”性質的反思，呈現的是一種形而上的理論建構，但實際上，董先生并非只是進行形而上的玄虛的思考，他始終將自己的思考不斷地與文學理論的歷史事實相呼應，在二者的互動中把握理論實質。同時，他還努力將這種“元理論”性質的思考真正轉化為一種面對文學理論的歷史事實和中國復雜文學理論現實的一種闡釋、反思與判斷能力，一種在“破”與“立”的辯證張力中實現對理想的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新的建構力量。   換言之，他以構建起的“文學理論學”去檢查、辨析、判斷、審思中西方各種文學理論的歷史發(fā)展變化，尤其是其中所蘊含的當代文學理論建設的歷史財富。譬如，他據此形成了關于西方文學理論史寫作的新思路新理解，從根本上改變常見的哲學、美學、社會學、思想史等無所不包的西方文學理論史寫作模式，強調應該寫出“文學理論”的歷史，應該突出其理論性質，挖掘其中對當代文學理論建設有價值的“細胞核”y。在《文學理論學導論》一書中，他也嘗試以這種“元理論”的思想成果去解讀和評判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波斯彼洛夫的《文學原理》等具體的外國文學理論主張及其得失。再如，他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研究，始終強調其立場、觀點、方法的三位統一，強調其作為思想和行動指南的意義，強調以馬克思式的思考方式去面對歷史和現實材料z。   既然以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新形態(tài)的建設為其理論研究之鵠，董學文先生格外強調對于百年現代中國所形成的文學理論傳統和當代文學理論建設現實實踐的經驗教訓的反思與總結，貫穿其中的理論判斷力同樣源自他的“文學理論學”研究。   他曾回溯到20世紀初中國現代大學誕生以來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轉型和現代文學理論的發(fā)生、成長、變化的歷史語境中，深化自己關于文學基本問題和文學理論自身存在的本體性反思，尤其是從近百年來中國文藝理論課程與教材建設的歷史圖景中，在邏輯與歷史的融合視野下，把握文學理論學科的性質、特點以及演化規(guī)律。同時，他以“文學理論學”的思考來反觀各種現代文學理論教材對中國當代形態(tài)文學理論建構的真正意義{。此后，他集中力量對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和美學中的一些思想觀點和價值傾向進行分析、研究和評判。在我看來，這些都可以被看成是董學文先生對于“文學理論學”研究的具體運用和相關思考的進一步深化。#p#分頁標題#e#   這里，董先生對于在當前學界影響較大的一些理論主張和傾向做了重點的分析解剖，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其一是關于“審美意識形態(tài)”論的反思與批評，進而深入討論文學與意識形態(tài)的關系、審美與意識形態(tài)的關系、文學與審美的關系，以及“文學作為可以具有意識形態(tài)性質的審美意識形式”問題|；其二是關于“實踐存在論美學”的反思與批評x，牽涉的內容相當豐富，既有關于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對“本體”、“實踐”的理解問題，也有關于海德格爾存在論的評價問題；既有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的關系問題，也有將馬克思的“實踐論”與海德格爾“存在論”兩種理論嫁接形成的“實踐存在論”作為美學范式是否可能的問題；既有對中國當代美學演化路徑的分析問題，也有對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的判斷問題。總體來看，這些論爭對中國美學、文藝學的發(fā)展是非常有意義、有價值的。這些論爭對于爭論雙方來說，都在不斷地打開自己思考的面向，促使自己的理解和闡釋更加深入和精準。并且，這些爭論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學界常見的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非科學態(tài)度，把文學理論和美學研究拉到科學研究的道路上來，在科學性的維度上思考各種理論和思想的價值、意義和局限性。這也是我們超越這些爭論本身所能看到的學科發(fā)展的方法論意義。   文學理論不是不可衡量的純粹主觀的東西，不是私產，它是歷史的產物，也是時代的回聲。因而，它具有相對客觀性的衡量標準，而且只有在“理論家共同體”中，各種理論與思想的真理性也才會得到敞亮，否則，所有的思考都只不過是一些瑣碎的意見而已。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說，我們希望在學術上真正實行“百家爭鳴”，這是美學和文藝學健康發(fā)展的必需的理論生態(tài)。

【摘要】新形勢下，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fā)展形勢越來越成熟和完善，在企業(yè)的建設和發(fā)展過程中，所面臨的企業(yè)發(fā)展競爭和市場競爭形勢也越來越激烈。企業(yè)在長期的建設和發(fā)展過程中，也會形成自身獨特的企業(yè)文化。企業(yè)文化能夠反映出企業(yè)自身的經營發(fā)展特色和反映出企業(yè)的經營發(fā)展面貌。如何更好的建設更加積極向上的企業(yè)文化是值得分析的問題，基于此，本文針對秘書學專業(yè)學生企業(yè)文化建設專項能力培養(yǎng)展開了研究分析。

【關鍵詞】秘書學專業(yè)學生；企業(yè)文化建設；專項能力培養(yǎng)；研究分析

企業(yè)文化對于企業(yè)的經營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在實際的企業(yè)文化建設過程中，往往與企業(yè)的經營發(fā)展特色和企業(yè)的管理有十分緊密的關系，所以企業(yè)應該重視企業(yè)文化建設。秘書學專業(yè)學生的專業(yè)學習對于后續(xù)個人成長有十分緊密的聯系，通過開展專業(yè)教學能夠讓秘書學專業(yè)學生了解相應的企業(yè)文化內涵，促進企業(yè)的建設發(fā)展，本文結合秘書學專業(yè)學生企業(yè)文化建設專項能力培養(yǎng)展開了研究分析，首先分析了秘書學專業(yè)學生企業(yè)文化建設專項能力培養(yǎng)的重要性，并具體分析了秘書學專業(yè)企業(yè)文化課程建設存在的問題，針對性提出不斷完善企業(yè)文化課程的理論建設和不斷豐富企業(yè)文化類課程的實踐方式等有效策略，希望對秘書學專業(yè)學生企業(yè)文化建設專項能力培養(yǎng)有所啟發(fā)。

一、秘書學專業(yè)學生企業(yè)文化建設專項能力培養(yǎng)的重要性

實際上，開設秘書學專業(yè)更多的是為了培養(yǎng)出文秘類及其相關的人才，也能夠為實現各類社會組織的工作開展打好基礎，秘書學專業(yè)的課程教學與優(yōu)化設置能夠為協調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以及為社會培養(yǎng)出更加多樣化的專業(yè)化人才打好基礎。針對秘書學的教學課程設置，各個院校應該注重對社會企業(yè)經營發(fā)展過程中，企業(yè)文化方面的內容的引入，在秘書學專業(yè)教學中，融入企業(yè)文化方面的內容，從而提高秘書學專業(yè)學生對企業(yè)文化的認識。為后續(xù)的工作開展和個人成長打好基礎。實際上，秘書學專業(yè)的學生不僅要掌握和理解基本的秘書學專業(yè)知識，同時要積極熟悉企業(yè)文化內涵，并在工作中，秘書類工作崗位對于企業(yè)形象展現和領導決策都有重要影響，而且秘書的專業(yè)素質和職業(yè)品格都會影響企業(yè)的經營發(fā)展以及企業(yè)文化的建設，應該要做好專業(yè)化的企業(yè)文化課程設置，促進學生的專業(yè)素質和職業(yè)品格不斷增強。

二、秘書學專業(yè)企業(yè)文化課程建設存在的問題

綜合來說，秘書學專業(yè)課程設置和教學對于院校教學和社會企業(yè)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能夠看出秘書學專業(yè)學生在企業(yè)文化建設專項能力方面的提升的重要意義，上文對其進行了細致描述，由此也能夠看出秘書學專業(yè)課程教學不斷提高的教學要求，這對秘書學專業(yè)課程的教學開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這主要是由于秘書學專業(yè)課程設置和教學往往涉及到多個方面，所以秘書學專業(yè)教學工作往往較為復雜和具體，在其課程及專業(yè)教學過程中，應該要做好企業(yè)文化類的課程理論建設和優(yōu)化設置，同時也注重做好對企業(yè)文化方面理論知識的優(yōu)化創(chuàng)新。筆者經過一定的調查研究，對其秘書學專業(yè)企業(yè)文化課程建設現狀和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簡單論述。

摘要:以第四屆中國建筑口述史學術研討會的成功舉辦為契機，對中國建筑口述史研究近二十年的發(fā)展情況進行梳理。基于對文獻內容的分析，建構了中心視角下的建筑口述史、鄉(xiāng)土建筑口述史和口述史方法應用的論述框架，并簡述其發(fā)展概況。在此基礎上對口述史在兩種不同傾向建筑史研究中的發(fā)展情況、各自的特點及整體方法應用上的注意事項進行歸納總結，旨在為后續(xù)該方法在建筑學中的研究提供思路啟發(fā)和參考依據。

關鍵詞:中國建筑史;口述史;綜述;方法應用

中國建筑歷史研究視野，由改革開放后的“二元?比拼”，走向近十余年“交叉?發(fā)見”的內省，進而從內需出發(fā)對建筑歷史與理論進行思考重構，構成了近期建筑歷史與理論的學術前沿[1]。2018年是中國當代學人從口述史視角重構城市史、建筑史、園林史的重要時間節(jié)點——第一屆“中國建筑口述史學術研討會暨工作坊”在沈陽建筑大學召開。至2021年已是第四屆，眾多學者借助這一交流平臺“把握學術‘要津’，進而不斷開辟新的工作‘大場’”①。第四屆建筑口述史學術研討會暨圓桌會議上，學者們的關注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口述者記憶的可靠性與真實性；群體訪談所展現出的更好的約束機制；訪談前及過程中的技巧和注意事項。現代口述史自1948年創(chuàng)立的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室開始，經過七十余年的發(fā)展，已應用于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眾多學科。在建筑學領域，雖然國內近年來口述史研究碩果累累，但缺少系統的綜述將豐富的研究成果梳理清晰。以第四屆研討會的成功舉辦為契機，筆者梳理了21世紀以來中國建筑口述史的論文研究情況和發(fā)展脈絡，以期為后續(xù)建筑口述史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啟發(fā)和參考依據。

1建筑口述史文獻整理與研究框架

在知網、萬方和維普圍繞“建筑口述史”中拆分的多種關鍵詞組合為語法限定進行論文（2000年1月—2021年10月發(fā)表）檢索，共檢索出285篇研究論文，整合篩選后共提取出與主題緊密相關的110篇文獻。結合中國建筑口述史文庫四輯（2018—2021年出版）中的103篇論文，通過文獻內容分析，將研究方向總體分為中心視角下的建筑口述史、鄉(xiāng)土建筑口述史和口述史方法應用三類。中心視角下的建筑史關注中心層面的近現代史研究，包含建筑教育史、建筑師歷史及建筑項目或機構歷史；鄉(xiāng)土建筑史中的研究對象為符合帶有“本土建筑”“民間建筑”“自發(fā)建筑”等描述性特征的建筑②，藉命名為此方向，其下細分為地方建筑史料挖掘、遺產保護與村落保護、營造技藝與保護傳承，以及社區(qū)營造。口述史方法應用包含理論探索和應用實踐兩方面。綜述層面聚焦于其方法應用的研究（圖1）。

2建筑口述史發(fā)展情況綜述

2.1研究情況及發(fā)展趨勢

學術期刊在促進人文社會科學發(fā)展的整個鏈條中發(fā)揮著重要功能，它好像排球里的“二傳手”，在同論文作者的學術互動中，經過欄目和選題的組織策劃、約稿組稿、編稿審移、評價推介等環(huán)節(jié)，實現論文作者的發(fā)稿需要，同時又通過期刊平臺的展示和推介，為學術界乃至社會提供優(yōu)質學術產品需要，從而服務社會和促進學術發(fā)展。在學術期刊生態(tài)鏈中，如何更好地把學術期刊這種“二傳手”功能發(fā)揮出來，就要通過自己的一系列專業(yè)性活動，在滿足論文作者及社會“雙重需要”中提供“雙重供給”。但從目前的期刊學術生態(tài)系統中還存在諸多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稱之為期刊發(fā)展“供給側”結構改革。

一、學術期刊有效供給的評價標準

學術期刊辦得好不好，不能用自身封閉的標準評價，而要看它在促進社會進步和學術發(fā)展中是否發(fā)揮了應有的功能，我國現階段辦好學術期刊應把握三個評價標準原則:

1．加強理論研究的指導性、主題性和規(guī)范性

黨的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判斷，新時代的歷史使命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強國。人文社會科學各個領域有不同的知識建構需要，學術期刊自然要為各學科的建設提供平臺和交流媒介。指出，“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chuàng)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chuàng)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發(fā)展空間。”［1］學術研究的正確方向和使命擔當是學術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的根本條件及根本問題，只有對我國空前偉大的變革實踐保持高度的介入性，才能從中獲得自身的發(fā)展。在這個過程中學術期刊可以從我國目前學術研究存在的傾向性問題出發(fā)，實現學術論文對西方理論的移植性研究取向轉向自主體性研究，從解釋性研究取向轉向創(chuàng)造性研究，從單純知識性興趣研究取向轉向思想性、前沿性研究。把論文寫在中國大地上應該成為期刊的重要取向。期刊發(fā)表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學術導向，這是由哲學社會科學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tài)屬性所決定的，學術期刊不能為追求“學術性”和影響因子而淡化意識形態(tài)屬性。嚴把政治關是學術刊物自覺程度和創(chuàng)新高度的重要衡量指標和評價依據。

2．堅持原創(chuàng)性學科學術話語體系建構

改革開放初期由于社會科學研究長期停滯，在我國的社會科學許多研究領域已出空白和遠遠落后于世界水平，急需補課和借鑒西方理論研究成果，因此學習、引進、借鑒西方的學術理論是必要的，但在隨后的學術復興中卻出現了西方理論“一邊倒”的情況，失去了學術發(fā)展的自主性。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就，民族自尊心的增強，人們認識到我們需要提高文化自信，在思想理論建設上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南，新時代學術的基本語境應是，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為主體性來建構當代中國化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學術話語體系。在選題方向上要解決“西方理論，中國驗證”，或“中國經驗，西化解釋”等不良傾向，解決原創(chuàng)性缺失，自主思想創(chuàng)造衰竭問題。失去了自主性，也很難體現學術精神。當然我們也不是主張固步自封，封閉自嘗，而是強調學術研究要開放包容、中西融通、互學互鑒的學術作風。

一、“兒童學”概念與學科建設

在《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的《前言》中，方衛(wèi)平梳理了他與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們就中國兒童學學科建設所做的工作:2007年啟動了《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系列的編撰和出版工作，2008年在《浙江師范大學學報》推出“兒童學學科建設筆談”，2011年11月開始與《中國社會科學報》合作開設“兒童文化研究”專欄，2013年兒童節(jié)前夕《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以《學者呼吁“使兒童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很有必要”》的專題采訪文章。方衛(wèi)平自言:“這幾項工作，既是對浙江師范大學原有兒童文學與兒童文化研究傳統的繼承和發(fā)揚，同時也是想通過這一研究傳統的推進，來與國際范圍內持續(xù)升溫的兒童研究事業(yè)形成一種及時的呼應和對接。”這段話可以視為方衛(wèi)平推動兒童學學科建設的動因。這些文字出版后不久的2013年11月初，方衛(wèi)平又在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主持召開了“2013兒童學學科建設高峰論壇”，邀請全國兒童研究領域的學者與會，就兒童學的學科史與兒童史、新時期兒童學的學科定位、兒童學建構與重構的合理性、兒童學的可能圖像等問題進行討論。這次會議一方面謀劃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另一方面也是試圖整合全國兒童研究隊伍的一次努力。相信這些年圍繞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的大討論在中國兒童學發(fā)展史上，會留下值得記述的一頁。作為在國內倡導兒童學學科重建的學者，方衛(wèi)平認為，作為一門學科的兒童學本身有廣狹之分，“廣義的兒童學囊括一切以兒童及其生存要素為對象的研究，這個概念里的‘學’字，與英語的‘study’(即研究)形成直接的對應關系。所以，兒童學在當代英語世界最常見的對位詞，便是childstudy。狹義的兒童學則是指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可見，方衛(wèi)平并不是以克里斯曼paidology作為中文“兒童學”的對位詞。這一界定是值得關注的。他在《前言》中還說:“正是考慮到當代兒童學學科建設本身對于傳統兒童研究的獨特意義，近年來，我個人特別關注從狹義的兒童學范疇來探討目前的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這一點也體現在2012年的《中國兒童文化年度報告》工作中。在該年度報告的‘熱點聚集’板塊，專門設立了‘兒童學研究’的專欄，對2012年國內學術界圍繞著兒童學學科基礎理論展開的探討進行梳理、呈現并評述。”(方衛(wèi)平《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前言》，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方衛(wèi)平所提到的“‘兒童學’研究”專欄是由鄭素華撰寫的。其實方衛(wèi)平這篇《前言》也是聚焦于“‘兒童學’研究”的論文。鄭素華在“‘兒童學’研究”的專欄發(fā)表了《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對近幾年“兒童學”大討論產生的背景作了梳理，對“兒童學”的概念界定、兒童學的一般屬性和學科定位、兒童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兒童學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并對兒童學未來的發(fā)展趨勢做了展望，系統地提出了自己對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認識。

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起點，當然是對“兒童學”概念給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強在其《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中審慎地透露出兒童學學科成為現實的種種困難。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試圖整合分散于各學科中的關于兒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為全面研究兒童的科學。在其以德語寫作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兒童學的體系:1．過去的兒童;2．當今的兒童;3．兒童學中的實驗室方法。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兒童學概念的自然科學本質。在我看來，他的兒童學方法論太窄狹，當然難以整合分散于各學科中的關于兒童的研究。沈俊強指出:“兒童學最終在歐美國家還是未能成為一門綜合兒童各門學科相關知識為一體的獨立學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嚴謹規(guī)范的方法論、學科范圍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統攝性的理論。雖然歷經一個多世紀的發(fā)展，兒童學仍不是一個具有明確內涵與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個‘兒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詞，作為一門學科，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兒童學是繼續(xù)作為‘兒童研究’的代名詞，還是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這是兒童學進一步發(fā)展必須解答的問題。”“關于兒童學是兒童研究，還是一門獨立的學科的認識仍然還在探討階段。兒童社會學、兒童文化學、兒童生態(tài)學、兒童史等研究成果的總和，若然就可稱之為兒童學，那其實就是可以直接丟棄Paidology這個術語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強《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讀到這里，讀者可以看出，沈俊強是主張丟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這個概念的。我贊同沈俊強的觀點。因為克里斯曼對作為學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無法實現兒童學作為學科而獨立存在的使命。對兒童的“科學”研究是具體的局部的研究，一旦離開其所屬的相應學科的支撐，這種研究就寸步難行。這就意味著，如果兒童學志在形成純粹的科學，那么它要么空無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獨立形態(tài)的科學(如生理學、心理學、醫(yī)學等學科)生硬地聚攏在一起，但這種聚攏不是邏輯的、自然的，而是人為的。克里斯曼意義上的兒童學在歷史上的沒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設一門兒童學?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門兒童學的學科?在《兒童學的回顧與前瞻》(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認為克里斯曼“試圖建設一個有嚴格的內涵與外延的兒童學學科是困難的。兒童學的學科邊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兒童學的學科體系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如果我們拋棄克里斯曼對兒童學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門新的兒童學是可能誕生的。“現在看來，兒童學宜分狹義與廣義兩種。狹義的兒童學即童年(或兒童)哲學。廣義的兒童學即與童年研究相關的一切學問，包括從不同維度以兒童或兒童世界若干方面為研究對象的問題群、學科群的集合。”這些看法與沈俊強的說法是容易形成共鳴的。不過，鄭素華在《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對我的看法提出了質疑:“一些論者把‘兒童學’界定為童年或兒童哲學，這一狹義的概念為兒童學劃定了一個具體的范圍。但是兒童哲學卻并非就是兒童學，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設想的兒童學，其似乎也不足以視為兒童學的獨特性特征。”針對這一質疑，有必要做一點點解釋:我的這種想法是在拋棄克里斯曼“試圖建設一個有嚴格的內涵與外延的兒童學學科”的想法為前提的，當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設想的兒童學;狹義的兒童學，即童年或兒童哲學，為兒童學劃定的范圍不是具體的，它是一個模糊的范圍，這個范圍是以作為研究對象的兒童為圓心，以哲學方法探討兒童問題時需要走多遠就可以走多遠為半徑。為什么要用兒童哲學作為狹義的兒童學?這是因為兒童學可能還包括兒童心理學、兒童社會學、兒童生態(tài)學、兒童史學……這些學科都是研究兒童的，但是，它們的基礎理論和方法論由于是它們的母學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區(qū)別的。例如，兒童心理學是研究兒童的，所以可以被兒童學所容括，但事實上，兒童心理學與其說屬于兒童學，還不如說它更屬于心理學學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題、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都是屬于心理學學科的。同樣，兒童史學屬于歷史學，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題、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都是屬于歷史學學科的，例如《兒童世紀》這本書是一位歷史學家所撰寫的歷史學專著，并對歷史學研究的學科進展有重要貢獻，當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兒童，也可以屬于兒童學。

……這些學科相互間往往是封閉的，但由于研究對象是圍繞兒童的某一側面或某一問題，于是兒童成為它們相互聯系的紐帶。我們將它們整合在一起，同時又將它們與兒童哲學整合在一起，便是廣義的兒童學學科。狹義的兒童學與廣義的兒童學具有怎樣的關系?皮亞杰曾經將學術研究分為哲學和科學，哲學是對整體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學是對局部的具體的研究。這剛好可以解釋將兒童學分為廣狹兩部分。方衛(wèi)平也將兒童學本身分為廣狹兩部分。廣義的兒童學囊括一切以兒童及其生存要素為對象的研究，而狹義的兒童學則是指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方衛(wèi)平《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前言》，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這一界定遇到的難題是，狹義的兒童學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的內涵與外延應當如何界定。不過，這讓我想到作為學科的自然科學。自然科學有一個龐大的學科群，但同時還有自然科學總論，這個自然科學總論如果往形而上學邁一步，便與自然哲學融在一起。方衛(wèi)平的“兒童學”學科模型類似于“自然科學”學科。我的兒童學學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學與科學的辯證關系。我的廣狹兩分法與方衛(wèi)平的兩分法是可以會通的。當然，兒童學學科在這種兩分法基礎上，又可以分為三部分，分別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相對應。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學者小林登試圖建設“兒童科學”體系，這個“兒童科學”只可能是學科群，是從不同維度以兒童或兒童世界若干方面為研究對象的問題群、學科群的集合，卻不可能形成一個作為獨立學科的兒童科學。在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討論中，也有學者試圖論證童年學學科創(chuàng)建的可能性。“與倡導兒童學的旨趣有別，一些學者基于當代童年研究的進展、童年現實的復雜性，而提出一門以童年為研究對象、專門研究童年問題的學科即童年學創(chuàng)建的可能性。盡管‘命名’不同，意蘊有所側重，但涉及到議題卻有諸多交叉之處。這樣的探討，如果理論層面上繼續(xù)深入的話，或會與兒童學形成良性的競爭性互動。”(鄭素華《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讀者也許要問:兒童學以外還有童年學嗎?或者童年學以外還有兒童學嗎?在我看來，兒童學與童年學是辯證統一的。兒童在其年齡維度上就是童年。通過研究童年我們了解兒童，通過研究兒童我們了解童年。童年是兒童和成人的童年，兒童是在童年這個年齡維度上的現實形態(tài)。不可能存在分別獨立的兒童學和童年學。它們其實是一個學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競爭關系。古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童年學與兒童學的關系就是這里的嶺峰關系，乍看不同，其實為一。克里斯曼的兒童學曾經傳遍歐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學科定位存在問題。不過，兒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斷。20世紀出現了皮亞杰等著名的兒童研究者，許多學科都對童年有過出色的研究。今天我們討論兒童學是否可作為一個學科來建設的問題，其實就是研究兒童學學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為兒童學學科發(fā)展建構一個庫恩式“范式”，尋找學科的共同話題、基本規(guī)范和基本共識，呼朋引伴，凝聚隊伍，建設學術共同體，為進一步拓展兒童學學科的發(fā)展空間以及尋找兒童學大發(fā)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兒童研究與教育學的關系

兒童研究與教育學具有密切的關系。兒童的“發(fā)現”導致了教育學現代體系的誕生，便是歷史給出的證明。沈俊強在《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兒童學與教育學”為標題，專門探討兒童學產生的時代背景。他寫道:“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地區(qū)的兒童教育有了一個新圖景。生理學、心理學、實驗教育學的發(fā)展，促成了兒童研究的深入;伴隨著歐洲大陸的新教育運動與美國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兒童中心論開始流行，根本性地改變了人們對兒童教育的傳統看法。兒童學在這樣的時代中被提出，表明人們有為兒童研究創(chuàng)立專門的知識體系的強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強將兒童學產生的背景主要歸因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兒童教育的大繁榮，或者說，在他看來，兒童學產生于教育學大發(fā)展這一時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兒童為研究對象的兒童學(paidology)從誕生之日起，就與教育學(pedagogy)有著緊密的聯系。”這一結論是符合史實的。應當強調的是，美歐的兒童研究運動對于教育學“兒童中心”觀念的壯大立下汗馬功勞。霍爾于1891年創(chuàng)建《教育學園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發(fā)表兒童研究的相關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發(fā)表兒童研究的相關研究成果的這家期刊是教育學雜志。由此可窺見，當時的兒童研究與教育學的親密關系。霍爾一定是洞見了這一親密關系，所以便用教育學刊物發(fā)表兒童研究的相關成果。事實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爾在全國教育協會發(fā)表演講，提議把兒童研究作為教育學的核心。他說:“兒童研究應該成為教學方法，教學內容和教學順序的基礎。”(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轉引自郭法奇《歐美兒童運動研究運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爾建議全國教育協會在其內部成立科學的教育學委員會。

教育協會接受了建議，并號召教育工作者以兒童研究為核心建設科學的教育學，從而使兒童研究成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克里斯曼于1893年在《教育學園地》季刊上發(fā)表《兒童的傾聽》(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兒童學(paidology)這一概念;1894年在《論壇》(TheForum)第二期上，發(fā)表《兒童研究:一個新的教育部門》的文章，詳細闡述創(chuàng)建兒童學系的想法(鄭素華《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趙霞《兒童學:學科體系及其當代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克里斯曼在教育學雜志提出“兒童學”概念，又將兒童研究視為“新的教育部門”，由此可見“兒童學”甫一出世便與教育學結下不解之緣。兒童研究為教育學的創(chuàng)新和提升功不可沒。沈俊強寫道:“總體上說，隨著兒童研究的深入開展，現代社會確立起來的兒童利益至上、尊重兒童、保護兒童、給兒童以參與權、傾聽兒童的聲音等養(yǎng)育原則已成為兒童教育的基本共識，它也是教育學的基本理論創(chuàng)新的背景性原則。”這種看法恰好印證了1918年霍爾在全美教育協會所做演講中的說法，這個演講是為了紀念全美教育協會兒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霍爾說:“對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認為是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因為在此之前，是兒童適應學校，而現在，整個教育體系都要根據兒童的需要與天性來建立。”(霍爾《兒童研究縱覽》，載郭法奇《歐美兒童運動研究運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這段話很好地表達了兒童研究的教育學意義。事實上，在這次兒童研究運動以前，夸美紐斯，尤其是盧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帕克等人，已經在觀念或哲學上建設兒童中心主義的教育，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帕克等人還將這種觀念作為自己所創(chuàng)立學校的理論基礎，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在學校或幼兒園開展過“哥白尼式革命”。不過，杜威在《學校與社會》中倡導學校應當產生由教師中心或教材中心轉變?yōu)閮和行牡母绨啄崾礁锩_實是發(fā)生于此次兒童研究運動中的。夸美紐斯，尤其是盧梭以后兒童觀和教育觀的革命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所推進的人的自我發(fā)現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權利的解放這一宏大的歷史背景。有了這個背景，就不可能不“發(fā)現”兒童;“發(fā)現”兒童后，就必然產生教育學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這是時代精神使然，盧梭等人則是時代精神的體現者，———時勢造英雄，此之謂也!在時代精神所營造的春天里，兒童研究成為“運動”，形成熱潮，也是歷史使然和邏輯必然。兒童研究運動使啟蒙運動以來“兒童發(fā)現”的哲學衍生出各門科學的叢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學、教育制度、教育實踐的現代轉型。

摘要：

通過分析體育教學研究領域存在的問題，認為：應從加強研究的問題意識、厘清教學實踐與教學理論的層級關系、堅持教學理論建構過程的漸進性、正視本土環(huán)境對外來教學理論的選擇性、正確處理經驗材料與理性抽象的辯證關系等方面入手，提升體育教學研究的實踐指導力。

關鍵詞：

體育教學；理論建構；實踐指導；體育教學研究；體育教學實踐；教學理論體系

自第八次體育課程與教學改革以來，在體育教學研究領域出現了幾類較為突出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體育教學理論對于教學實踐的指導力，如熱衷提出體育教學“理念”、缺少指導具體實施的理論；注重從多學科視角借鑒移植，缺乏反映體育學科特征的本體研究；追求體育教學理論的“先進性”，忽視研究的現實背景等。本文試對產生諸多現象背后的深層次原因進行剖析并提出合理建議，以期提升體育教學研究的實踐指導力。

1突出問題意識，加強體育教學研究的使命感

近年來，體育教學研究的著作和發(fā)表的論文可謂成爆發(fā)式增長，“指定教材”、“審定教材”版本繁多，各種學科理論在體育教學中的移植令人眼花繚亂，體育教學理論研究呈現出“勃勃生機”、“欣欣向榮”的局面，雖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相當大比例的研究確實偏離了突出現實問題的原初目的，在理論研究表面繁榮的假象背后，存在急功近利、追逐時尚、流于形式等不良的研究傾向。但教學理論發(fā)展的動力與源泉永遠都來自于教學現實的需要，只有關注教學現實、具有問題意識的教學理論研究才是具有“生命力的”，這也是教學理論構建的內在要求［1］。如果將體育教學理論研究視為概念炒作、文字游戲，采用的研究方法僅止于清思玄構、閉門造車，久而久之，就會使教學理論脫離于教學實踐，失去指導實踐的功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本文作者：孔許友 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一、平行研究的基本功績和特點

經過數十年的理論磋商和研究實踐,平行研究的方法日益顯示出其生命力,并被普遍接受。那么,到底什么是平行研究?平行研究到底有何功績?要比較全面地了解平行研究,我們首先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認識平行研究的基本特點和歷史功績:

第一,平行研究打破了影響研究局限于放送源與接受者的關系限制,從而擴大了比較文學的范圍,開辟了比較文學新的研究領域,使其不再受時間、空間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種條件的束縛。這是平行研究的最大特點,同時也是其最大的功績。不同時代、不同國度、不同文明背景、不同地位水平的文學現象,只要具備一定的可比性,置于一定的研究目的下,都可以被納入平行研究的視野。因此,它涉及的范圍和對象十分廣泛。概括而言,它涵攝比較詩學、主題學、文類學、跨學科研究和文學人類學等次學科。顯然,與影響研究依賴事實聯系相比,平行研究具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度,上下古今、東西南北皆可為我所用,功夫深處,信手拈來,左右逢源,自由馳騁。

第二,平行研究以文學性、審美性作為其自身規(guī)范的基礎。平行研究雖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強調,可研究的平行關系必須出自或圍繞文學的審美特征。所謂文學性,簡單地說,就是涉及的重點和內容必須與文學自身有關,不是文學之外的領域。不過,文學性本身又是個極其寬泛復雜的概念,大致地說,它必須體現文學之作為語言藝術的審美特征。平行研究之所以重視文學性、審美性,與美國學派受新批評影響有關。新批評雖然是在上世紀20年代產生于英國,但其成熟和鼎盛期都在美國。不少美國學派的學者本身就是新批評的成員,如韋勒克等。新批評反對以作者生平、時代背景等為研究的核心,強調以作品文本為中心,突出作品的審美價值、形式因素。平行研究的這一特點非常有效地使比較文學擺脫了法國學派一統天下時期的實證主義作風。而法國學派的實證主義批評方式確實存在著過分依賴材料和繁瑣零碎的嚴重弊端,以致于使本屬于文學研究領域的比較文學變成了社會學、歷史學、傳播學和文獻考據學。在這個意義上,平行研究使比較文學回歸文學,確實功不可沒。

第三,平行研究逐漸關注可比性問題。由于平行研究是對沒有影響關系的文學現象之間的比較,不需要做事實材料的考證,這就導致在不少平行研究的實踐中出現“拉郎配式”的隨意亂比或比附的現象,仿佛平行研究具有“無限可比性”。在中國,濫用“X+Y”的模式,為比較而比較的情況已十分普遍,被一些學者稱為比較文學的新危機。因此,可比性問題已成為平行研究能否站得住腳的大問題。我們知道,兩樣東西要進行比較,其前提在于它們必須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完全相同或完全不同都無法進行比較。當然,這不是從一般的哲學角度講的,因為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全相同或完全不同。重要的是平行研究要找到同和異的點,找到關系,在類似處發(fā)現不同,在不同處發(fā)現類似,或者在看似無關的文學現象中發(fā)現某種思想觀念或形式結構等方面的聯系。平行研究的方法論前提是,“沒有什么文學現象不可比,又沒有什么文學現象完全可比。平行研究就處在了可比與不可比的微妙的境地”[1]。不過,找到比較點還不等于完全建立可比性。平行研究要避免為比較而比較的嫌疑就必須進一步明確比較的目標。“比較不是理由,只是研究手段。比較的最終目的是應當探索相同或相異現象之中的深層意蘊,發(fā)現人類共同的‘詩心’,尋找各民族對世界文論的獨特貢獻,最終融貫建立一種更完善的文藝理論體系。”[2](P270)從具體的操作層面上講,比較要有明確的問題意識。有的學者認為,要落實可比性就一定要從比較中得出某個結論。其實,文學研究本身難免帶有模糊性,我們很難要求每篇文章都有一個確定的結論,但至少我們可以要求,比較必須圍繞一定的論題,而且論題應該盡量具體,避免寬泛無邊,大而無當。總之,隨著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建設的深入,平行研究的可比性問題逐漸得到比較文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通過可比性對平行研究進行規(guī)范已成為平行研究本身的特點。

第四,平行研究向科際綜合研究的更大范圍拓展。文學本身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文學性也好,審美性也好,都并非純粹與外界無關。事實上,文學是一個包含多種構成因素的復雜系統,對文學審美性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借鑒和吸收其他領域的成果和方法。這是對科際綜合研究的一種理解。但是,以文學為中心的科際綜合研究并非比較文學的專利,一般的文學研究也經常要“跨學科”,如涉及社會學、心理學、藝術學、宗教學、民俗學、哲學、歷史學等等。如果這些研究都冠以比較文學之名,顯然也會使比較文學失去自身的規(guī)定性。對科際綜合研究的另一種理解是研究“文學跟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諸如藝術(繪畫、雕塑、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其他學科、宗教之間的關系”[3](P208)。這種研究也稱為跨學科研究,它旨在揭示人類文化體系中的不同知識形態(tài)的一致性和共通性,同時,彰顯文學之為文學的獨特性,把握文學的內在規(guī)律。但是,美國學派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看法,如威斯坦因在《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一書中主張這樣的研究不應超越國家的界限。這一主張的內在緣由也許是認為不同文化的知識系統具有不可通約性。但這樣一來,從一國的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的比較中抽象出一般意義上的文學規(guī)律是否可能又成為一個問題。其實,作為平行研究的科際綜合研究可以將兩種理解結合起來,同時將其置于跨文化和跨文明的視野之下。一方面,由于不同文化和文明的知識系統實際上既有不可通約的一面,也有可通約的一面,因此,跨學科對話的實現,需要在跨文化和跨文明的視野中,才能“弄清文學及其他學科在人類文化知識架構中的位置及其演變……清理不同文化背景下各學科知識體系的概念范疇、話語規(guī)則”[4](P167)。另一方面,科際綜合研究不只是文學本身與其他藝術、學科的對話,它還可以指將本屬其他學科研究范圍的社會歷史現象、思想文化潮流等作為研究某種與之并無事實影響聯系的文學現象的切入點或參照系,同時,這些切入點或參照系必須具有跨文化或跨文明的性質,即與被研究的文學現象分處不同的文化圈。[5](P102—112)這樣既保證了作為比較文學平行研究的科際綜合研究不失其內在規(guī)范性,又使其具有廣闊的發(fā)展前景。總之,從歷史功績的角度看,平行研究以其開闊的胸懷和眼光,既在理論層面,也在實踐層面,開拓了比較文學研究的新領域,為比較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從而使這一學科發(fā)展到一個新的階段。#p#分頁標題#e#

摘要：針對徽州本土舞蹈中的民間舞蹈內容，結合徽州地域歷史地理情況，從藝術人類學的角度分析其文化特色，運用舞蹈生態(tài)學研究法、個案分析法，從理論與實踐兩個維度上探索徽州民間舞蹈融入高校舞蹈專業(yè)教學的運用及價值研究，以期將徽州民間舞蹈納入高校舞蹈教學體系，建構徽州民間舞蹈教學模式，從而科學地保護和發(fā)展徽州民間舞蹈。

關鍵詞：徽州民間舞蹈；理論研究；實踐研究

當前，各高校注重產教一體化，課堂教學在傳承優(yōu)秀傳統文化技藝的同時，亦需跟隨時代的進程，民間舞蹈教材內容的豐富值得循序漸進的探索。[1]徽州民間舞蹈融入高校舞蹈教學的運用及價值研究獨具傳承特色，針對黃山學院藝術學院現有的音樂學舞蹈專業(yè)需要開設的《徽州本土舞蹈》課程，應著眼課程建設并結合實踐教學深入研究，放眼當前民間舞蹈進高校的社會背景，進一步考察本土舞蹈和高校舞蹈課程建設在高校舞蹈專業(yè)教學的應用，系統規(guī)范地將徽州民間舞蹈融入高校舞蹈教學，將會產生一定的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

一、徽州民間舞蹈概述與現狀

來源于生活的徽州民間舞蹈共有30余項，舞蹈蘊含了多種文化元素，它用藝術表演手法將生產生活中的文化現象加以轉化，既體現了人們歌頌真善美的精神風貌，也表達了人們追求平安、和諧、歡樂、祥和的愿望，折射了古徽州人對文化生活的精神追求。田野調查中筆者以安徽黃山市為輻射點，從藝術人類學的角度分析舞者的形態(tài)與心態(tài)，將徽州各個地區(qū)的民間舞蹈進行收集與梳理，將其分為生活勞動舞蹈、歲時節(jié)令舞蹈、宗教信仰舞蹈、禮儀習俗舞蹈等。其中滲透驅鬼逐疫人文理念的祭儀祁門儺舞、融合宗教民俗意識的游太陽、獨特漫長發(fā)展歷史及信仰風格的跳鐘尷主要分布在黃山市的歙縣、徽州區(qū)、休寧縣等境內；具有規(guī)范性的采茶撲蝶舞、漁翁戲蚌等取材于日常生活故事，體現生活情趣的傳統時節(jié)、神酬祭祀節(jié)日期間開展民間舞蹈和舞龍、舞獅等生活習俗舞蹈遍布全市，其中較有發(fā)展歷史的祁門儺舞、采茶撲蝶舞、得勝鼓等徽州民間舞蹈演出頻率較高。但近年來,一些民間舞蹈為滿足旅游市場需要陸續(xù)被復活,但漸漸遠離其初始目的,演變成一種熱鬧的娛樂活動。祁門儺舞、采茶撲蝶舞、跳鐘馗、麒麟舞、稚山鳳舞等徽州民間舞蹈有傳承人，游太陽、打蓮湘等徽州民間舞蹈傳承人已經缺失，面臨瀕危。在全國高校音樂與舞蹈學專業(yè)中，徽州民間舞蹈課程也未納入教學計劃。

二、徽州民間舞蹈融入高校課堂的理論運用及價值研究

（一）徽州民間舞蹈融入高校舞蹈教學的理論建設運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