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傳導彈性一直是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對象，國內外對此方面有過大量的研究，研究內容也非常廣泛，從匯率傳導彈性的不同國家、行業估計到匯率傳導彈性對政策制定的意義(如貨幣政策、匯率制度選擇和沖擊的國際間傳導等)，具體相關綜述可參見Menon(1995)等論述。［1］在眾多研究中，匯率傳導彈性的穩定性和變化是許多學者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如在最近的很多論述研究中，一些學者(Campa和Goldberg，2002;Bailliu和Fujii，2004等)指出工業化國家的匯率傳導彈性有下降的趨勢，進口價格和消費者價格對匯率變動的反應程度正在降低。［2］［3］但是Bouakez和Rebei(2008)則發現加拿大的進口匯率傳導彈性比較穩定。［4］Otanietal(2006)對日本進口匯率傳導彈性估計后發現90年代以后大部分行業的匯率傳導彈性同80年代相比有明顯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初級產品，不同行業之間有很大的差異。［5］   上述這些研究為我們理解匯率傳導彈性的變化提供了很多借鑒，但是這些研究一般把時間段都放在20世紀末，沒有及時反映最近的匯率傳導彈性的變化情況，尤其是在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匯率傳導彈性的變化狀況，本文利用日本最新的數據，希望對此做出一些探索。本文的研究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填補目前學術界關于金融危機對匯率傳導彈性影響研究的空白，加深對匯率傳導彈性穩定性的理解;二是有助于加深對金融危機期間貿易商定價和承擔匯率風險行為的理解，尤其是不同行業之間的差異性。在論文結構上，本文包括4個部分，第一部分回顧日本金融危機前后的進口和匯率變化狀況;第二部分估計和觀察日本各行業進口匯率傳導彈性的長期趨勢;第三部分檢驗金融危機對匯率傳導彈性的影響;第四部分對計量結果進行解釋，并得到論文結論。   一、金融危機后的日本進口狀況變化   金融危機被稱為是僅次于“大蕭條”的又一次需求沖擊，面對快速下滑的市場需求，生產商和出口商可能會調整在正常時期的定價行為，通過直接降價的方式來維持市場份額，另外一種方式可能是通過自己承擔更多匯率風險的方式來維持價格的穩定性，間接維持市場份額。因此，在金融危機期間企業對市場定價能力有可能同危機前相比會有所下降，出口商在面對匯率波動風險時更多的采取自我承擔的方式，避免在需求不足情況下的價格波動行為，從而使得進口商獲得更大的定價權，那么事實是否如此呢，是不是所有的行業表現都差不多呢?首先看一下日本進口價格的變動，圖1反映了2008年8月前后日本主要進口行業以日元標價的進口價格變化圖，從中可以看到各個行業價格在2008年8月后出現了明顯的分化，紡織、一般機械、運輸設備、精密儀器行業的實際出口價格基本上沒有下降，有些反而出現了上升;但是其他的行業，包括全部產品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化學、石化煤炭和食品行業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出現了進口價格劇烈的下滑，這表明日本進口產品中不同行業面對金融危機時的價格調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一些行業具有很強的維持價格的能力，但是很多行業則對價格進行大幅調整。   二、日本的匯率傳導彈性的歷史估計和長期趨勢   在研究匯率傳導時一般的微觀理論基礎是Marston(1990)的對市場定價理論(pricingtomarket，PTM)，認為具有市場實力的企業可以在分割的市場上實行價格歧視，由匯率變動引致的成本可以通過加成調整行為來影響企業出口價格，不過該理論假定出口商以購買者貨幣(當地貨幣)定價(Local－currencypricing，LCP)。［6］ObstfeldandRogoff(1995)通過Redux模型開創的“新開放宏觀經濟學”雖然更加偏向宏觀方面因素的解釋，關注名義價格粘性［7］以及BettsandDevereux(2000)等的拓展，將工資粘性、非貿易品、不同貨幣定價、不完全金融市場等微觀理論融入模型，［8］但是Redux模型假定生產商貨幣定價(Producercurrencypricing，PCP)，BettsandDevereux(2000)等的拓展則是假定LCP，由于這些理論基礎都是基于LCP和PCP，所以在實證研究中學者一般使用雙邊匯率或名義加權匯率作為匯率的變量。但是從東亞的具體情況來看，無論是PCP還是LCP并不符合東亞貿易的事實，因為東亞國家貿易中存在著大量的美元定價，東亞國家對美國之外的國家貿易也大量使用美元，此時東亞和美國之外的國家之間的貿易既不是PCP，也不是LCP，而是VCP(Vehiclecurrencypricing)，日本也是如此，圖2反映了不同年份日本從全世界和亞洲進口中貨幣標價的組成狀況，充分說明了日本貿易中(尤其是與東亞貿易中)的美元充當“工具貨幣”的現實。表1則反映了不同行業中計價貨幣組成狀況，不同行業中本幣計價的份額是不同的，即在貿易中進口商實行PCP還是PTM方式在不同行業是不同的。Parsons和Sato(2008)研究表明日元對東南亞各國貨幣匯率的變動對日本向東南亞的出口價格沒有顯著影響，他們認為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正是美元在日本與東南亞貿易計價中占絕對主導地位，此時貿易加權有效匯率或雙邊匯率并不能合理描述貿易中實際“起作用的”匯率的變動狀況，利用貿易加權有效匯率或雙邊匯率來進行經驗分析就無法得到真正合理的結論。［9］   因此本文不使用日元的貿易加權匯率作為匯率的變量，而使用日元計價進口價格與合約貨幣計價進口價格之比來表示，這樣就可以獲得本幣對實際進口貨幣(生產商貨幣)的比率，使VCP可以轉化為PCP(我們可以將此理解為: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是一個整體，使用一籃子貨幣來標價對日本出口，這個籃子中的貨幣比重就是日本進口中的各種貨幣比重)，從而能夠利用“對市場定價理論”來進行經驗研究，事實上很多學者在研究日本出口匯率傳導時都采取這種方法，如Athukorala和Menon(1994)、Celglowski(2010)等，［10］［11］因此本文認為也可以使用這種方法來研究日本進口中的匯率傳導。此外這樣做還有個好處:可以獲得不同部門的不同有效匯率水平，從而避免出現不同部門的有效匯率水平相同的情況，也不需要再重新構建每個行業的有效匯率。參考和利用Otanietal．(2006)［5］以及其他學者的方法，本文將回歸方程設定為:△impt=φ0+φ1△impt－1+φ2△et+φ3△fpt+φ4△ipt+εt，其中△為差分算子;impt為日元計價的進口價格;et為匯率水平，使用日元計價進口價格與合約貨幣計價進口價格之比來表示，根據Otanietal．(2006)［5］和Bus-siere和Peltonen(2008)［12］的方法，本文對該變量使用國內企業產品價格指數(DomesticCorporateGoodsPriceIndex，dct)進行平減，可以獲得某個基期不變價格的名義影響匯率水平，從而包含了國內價格作為競爭價格對進口價格的影響;fpt根據Campa和Goldberg(2005)［2］等通行的方法，使用neer*dc/reer來構造(neer為名義有效匯率，reer為實際有效匯率);ipt為日本工業增加，一般以此作為GDP的替代變量。數據中除了ipt來自IMF的國際金融統計外，其他數據均來源于日本銀行，時間從1990年1月到2010年6月。在實際的回歸過程中，由于ipt不顯著，Bussiere(2007)指出:在進出口價格回歸中，需求項一般都不顯著，這是由于需求效應已經包括在其他變量之中。［13］因此，本文將最終的回歸方程定為:△impt=φ0+φ1△impt－1+φ2△et+φ3△fpt+εt，所有的變量取對數，φ2為短期匯率傳導彈性，λ=φ21－φ1為長期匯率傳導彈性，表示日元對進口標價貨幣升值1%，將導致以日元計價的進口價格下降λ%。單位根檢驗表明所有數據都是I(1)的，即各個變量的一階差分是平穩的，這樣可以防止出現“偽回歸現象”，回歸結果表明匯率項系數是高度顯著的(均在1%置信區間內)，限于篇幅不再列出。下面給出通過滾動回歸方法得出的長期傳導彈性系數的變化圖(使用SAS9．0軟件，以10年為一個窗口期)。從滾動回歸圖中可以看到2000年以后大部分行業的傳導彈性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很多行業(如紡織、食品、運輸機械等行業)出現了比較穩定的、緩慢的下降，這和很多學者指出的很多工業化國家進口匯率傳導彈性有所下降的結論是一致的，但是化學、木材、電子電氣部門的傳導彈性在最近幾年出現了一定的上升，不過上升幅度并不是很明顯。但是2008年9月以后一些行業(如全部產品、化學、木材、食品、石油煤炭等行業)的傳導彈性出現明顯的上升，而一般機械、運輸設備和精密儀器等出現了一定幅度的下降。#p#分頁標題#e#   三、金融危機改變匯率傳導彈性了嗎?   為了判斷匯率傳導彈性是否在金融危機爆發后有了變化，本文首先通過分段回歸的方式，計算金融危機爆發前后兩個時間段內的傳導彈性，具體結果如表2所示:盡管滾動回歸和分段研究表明，2000年1月至2008年8月和2008年9月至2010年6月兩個時期，許多行業的匯率傳導彈性確實發生了變化，但為了更準確判斷2008年8月前后匯率傳導彈性是否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同時也為了使計量結果更為穩健(Robustness)，本文采用鄒檢驗(ChowTest)來判斷2008年8月是否是個斷點，首先構建斷點期啞變量，將2008年8月以后設為1，之前設為0，再將該啞變量和每個解釋變量相乘，獲得一個關于啞變量的乘積項，然后對方程進行回歸。具體檢驗結果見表3，鄒檢驗結果和滾動回歸及分段回歸的結果是一致的，這進一步證明了金融危機對行業進口傳導彈性有明顯的影響，而且不同行業變化方向是不一樣的。食品、木材、化學和電子電氣產品以及全部產品的進口傳導彈性有了明顯的提高，這并沒有說明在金融危機爆發以后，日本進口商承擔了更大的匯率風險，而恰恰說明外國出口商承擔了匯率變動所帶來的風險，這是由于金融危機后日元匯率的單方面大幅升值，進口匯率傳導彈性的上升說明日元匯率升值1%將導致日元計價的進口價格下降幅度更大，即日本進口商從匯率升值中獲得的價格下降的好處更多，外國出口商則要承擔價格下降的損失。但是機械類產品(包括一般機械、運輸設備和精密儀器)則正好相反，金融危機的沖擊并沒有使出口商比以前承擔更多的日元匯率升值所帶來的風險，而且還使得日本進口商比危機前更多地分擔匯率升值所帶來的價格變動。由于石油煤炭制品的價格波動性太大，使得鄒檢驗分析并不能確定傳導彈性的結構性變化，但分段研究表明金融危機后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傳導彈性都有了大幅提高，出口商也更多的承擔日元升值所帶來的出口價格下降的風險。從匯率傳導彈性的具體數值來看，在日元升值的條件下，傳導彈性增加的行業具體數值均大于1，表明日元升值1%，導致進口價格下降幅度超過1%，即意味著出口企業獲得以實際貨幣計算的單位收入下降，出口企業完全承擔了日元升值的匯率風險，進口商完全獲得升值帶來的好處，而機械類產品的傳導彈性均小于1，表明出日元升值1%，導致進口價格下降幅度小過1%，出口企業獲得以實際貨幣計算的單位收入有所上升，即日本進口商分擔了部分日元升值的匯率風險。   此外，我們還可以發現各行業的匯率傳導彈性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的變化是成直線形態，而不是緩慢變動，在2009年2月之后，匯率傳導彈性保持了相對穩定的態勢，有些行業出現了小幅回落，這表明匯率傳導彈性水平的變化是在短時期內完成的。導致傳導彈性急劇變化的原因可能包括兩個，一是金融危機的沖擊(包括范圍和強度)對于很多貿易商來說有些出乎意料，次貸危機爆發后很多人認為只是一般性的金融危機，主要的沖擊對象是金融機構，而不是一次巨大的經濟危機，并伴隨著急劇的實體經濟和需求下降，所以很多產品價格直到2008年8月仍在上漲，但9月萊曼兄弟的破產使得全球對于次貸危機的預期發生急劇調整，很多產品價格開始大幅調整，但是到了2009年2月以后對金融危機的預期和判斷比較穩定，產品的價格相對穩定，正如張明(2009)所指出:2009年春季被稱為“金融海嘯第二波”，以對應雷曼兄弟破產所引發的金融市場系統性危機。［14］   不過，由于投資者預期已經顯著調低，很難有打破投資者預期的意外事件發生，所以2009年春季后匯率傳導彈性受價格調整行為的穩定也開始穩定下來;二是日元匯率在2008年9月開始對美元和歐元(主要的標價貨幣)急劇升值，到2009年2月，日元對美元大約升值了30%，對歐元大約升值了40%，如圖4所示，由于美元和歐元在日本進口標價中的比重，導致日元對進口標價貨幣的比率也急劇升值，同時也導致了日元匯率急劇升值的預期，但2009年3月以后日元對美元和歐元的匯率有所反彈并開始穩定，使得日元對進口標價貨幣比率逐漸穩定下來，匯率預期也開始穩定下來，匯率的急劇變動的現狀和預期也可能會導致傳導彈性的急劇變化。   四、對行業差異的原因解釋   為什么不同行業在面對金融危機時表現出不同的變化狀況呢，尤其是機械類產品的變化方向和其他行業正好相反，本文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不同的行業市場價格維持能力不同，即各個行業的需求價格彈性差異較大，一般來說機械類行業的周期比較長，短期內受到的需求沖擊相對于其他行業較小，另外機械類行業產品替代產品較少，因此機械類行業的需求價格彈性比較小。Oiet．al(2004)的研究為此提供了一些佐證，他們發現日本對東亞出口的長期需求價格彈性的行業差別很大(見圖5)，機械類相關行業的需求價格彈性較低，出口商的市場維持能力較強，他們雖然沒有計算各行業的進口需求價格彈性，但行業特征應該相差不大。［15］   從圖1我們也可以看到，匯率傳導彈性下降或者變化幅度較小的行業在遭遇金融危機沖擊時，均保持實際價格的相對穩定。另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機械類行業的企業內貿易水平較高，機械類行業是日本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重點行業，企業內貿易在機械類行業的貿易中比重非常高(見圖6)。日本跨國公司從總體收益增加的角度出發，將企業內貿易的風險進行最佳配置，由于日本母公司具有更強的處理匯率風險的能力，海外子公司在向母公司出口時更多的使用美元或者所在國貨幣定價，從而將匯率風險轉嫁給進口商－母公司，由母公司采取措施來控制和對沖匯率風險。在巨大的需求沖擊和日元匯率單邊升值兩個不利影響的沖擊下，海外子公司承擔著巨大的經營壓力，為減少匯率對子公司的價格影響，母公司傾向于保持實際的進口價格，自己承擔日元升值風險，表現在進口匯率傳導彈性上就是具體數值的減少。   五、結語   本文利用日本的進口數據，通過實證研究表明，作為重大需求沖擊的金融危機確實給匯率傳導造成了影響，但不同行業的反應是有巨大差別的，大部分行業進口傳導彈性明顯增加，而機械類產品的彈性則明顯減少，說明大部分行業的進口商在危機后比危機前獲得了更多的升值好處，出口商承擔更多的匯率損失，但機械類行業的進口商從升值中獲得的好處則要比危機要少，表明他們分擔了部分出口商所面臨的匯率損失。導致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行業的產品競爭力差異，也可能在于各個行業的貿易類型和貿易結構特點。#p#分頁標題#e#   本文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不同類型的產品在金融危機期間的表現是不一樣的，進行價格調整的程度和承擔匯率變動風險的能力是有巨大差別的，可以說金融危機對那些資源型、勞動密集型和企業內貿易份額較小的行業沖擊最大，而資本、技術密集型和企業內貿易份額較大的行業則沖擊較小，這既顯示了一國貿易結構對于防范匯率和需求沖擊中的重要作用，同時也表明隨著跨國公司在貿易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匯率傳導彈性也受到跨國公司行為的影響。

摘　要：中國作為同時生產和消費大量農產品的農業大國，憑借土地資源的劣勢和大量進口需求使中國農產品長期處于貿易逆差階段。該論文旨在解決貿易條件惡化問題，從需求、比較優勢、競爭力等角度分析了中國農產品貿易逆差的影響因素，并以大豆為例分析了我國雖然進口了大量的農產品，但并不具有大國效應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采取對外直接投資和在世界范圍建立供應鏈來改善中國農產品的貿易條件的措施。這些措施都有效解決了原有問題，扭轉了貿易逆差，給宏觀經濟傳導正面效應。

關鍵詞：農產品貿易環境；大國效應

一、引言

農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雖然土地資源并不充足，但神奇的是，7% 的土地資源養活了全世界 22% 的人口。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和國際市場競爭的加劇，對外貿易帶來的問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中國農產品（尤其是大豆）長期處于貿易逆差狀態，然而在大量進口的情況下，卻并不存在大國效應。中國農業貿易條件的惡化也對國內大豆價格與農產品結構產生了影響。因此，本文分析了如何緩解貿易逆差和提高市場話語權以更好地應對風險的解決方案。此外，“一帶一路”倡議是近年來提出的。中國支持中糧企業反對外資多家公司壟斷，調整產業結構，提升我國農業市場話語權和健全農產品供應鏈。

二、國內外相關研究

針對農產品國際貿易問題，前人已經有大量相關研究。早年李月云在國際貿易專著中研究了我國農產品貿易逆差的成因及誘發因素（2007），王亞娟結合疫情前 2002—2017 年的貿易數據對中國貿易條件進行分析（2017）。國內外研究人員統一認為，貿易逆差的形成分為兩個方面：國際貿易環境和出口國的競爭優勢。馬舒、夏和群、程國強、凌峰分別從產業結構、競爭力、產業化和技術的角度分析了單方面的原因，為本文對貿易問題的分析奠定了基礎（2011）。此外，蔣興紅博士從經濟增長的角度分析了貿易條件惡化帶來的問題（蔣，2013）。馬蘇中和王軍特別指出了我國沒有大國效應的原因。該研究將大國效應重新定義為市場話語權，而不僅僅是市場價格與進口量的關系（2012）。本文研究針對提升我國企業國際市場話語權和通過對外投資完善全球供應鏈的對策建議來解決貿易條件惡化帶來的問題，以我國中糧集團企業為例，創新地從對外投資的角度進行分析，彌補了前人研究的空白。

三、中國農產品貿易逆差問題

[摘要]新疆處于“一帶一路”中心地帶，是重要邊境省份。借助邊境貿易方面的資源優勢，整合社會資源對經濟發展的投入，獲取了更多的發展驅動力。本論文以2001-2019年的新疆邊境貿易和經濟增長的代表數據，用ADF單位根、最小二乘法、Granger檢驗對兩者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新疆邊境貿易對新疆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為，邊貿進口額的促進水平不如邊貿出口額。最后，結合新疆邊境貿易對新疆經濟經濟增長的影響結論和檢驗結果提出了促進新疆邊境貿易發展的相關建議。

[關鍵詞]新疆；邊境貿易；經濟增長；實證分析

邊境貿易是個特殊的貿易形式，是衡量沿邊開放成效的重要指標，有利于促進與周邊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鞏固和睦友好的外交關系。目前國內外學者大多認為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為明顯，而對于邊境貿易的研究更著重于國家戰略和地緣戰略的研究。因此，國內外學者也開始從邊境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入手，通過各種方法檢驗了邊境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學者對邊境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的研究結果如下：徐楚乾以新疆塔城地區巴克圖口岸為研究對象，對比分析廣西東興口岸現狀及發展歷史，借鑒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難點及解決方法，針對新疆塔城地區巴克圖口岸現狀與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建議。張希平定量分析云南地區邊境貿易對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表明邊貿促進云南地區經濟發展，但依舊存在影響邊貿持續發展的障礙因素，并提出了結合邊境貿易優勢，借助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建議。矯德陽以黑龍江省邊境口岸綏芬河市為例,采用計量軟件對邊境貿易總量對GDP變化的相關性進行回歸分析，得出對外貿易的發展與GDP變化有相關性,其中一般貿易的顯著性比邊境貿易顯著。張宏昊等人利用貿易數據分析西藏邊境貿易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利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分析二者的關系,得出西藏邊境貿易對西藏經濟增長有正相關性。王垚等認為，邊貿對邊疆地區GDP的增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但相比投資等經典要素，邊境貿易的影響力度不太理想，作用還是較弱。國內大部分邊境貿易對地區經濟發展是正相關的。以上不同的結論，部分學者比較贊成邊疆貿易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拉動經濟增長，助推地區經濟發展。而另一部分學者認為，雖然邊境貿易在GDP所占一定的比例，但是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夠明顯，遠遠不能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主要是因為各研究地區具有獨特地理環境、地源特征等。

一、新疆經濟增長與邊境貿易發展現狀

（一）新疆經濟發展狀況

根據地區生產總值核算結果，2019年全區實現GDP為13597.11億元，同比增長11.5%。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1981.28億元，同比增長17.1%；第二產業總增加值4744.45億元；第三產業增加值7071.85億元，同比增長26.64%。

（二）新疆邊境貿易發展狀況

一、加大校內實踐投入，建立國際商務專業專用實驗室

讓學生在結束相關理論課程時，立即轉化為實際的操作能力。對于新專業，相關學校應該投入大量的新專業建設專項經費來強化校內實踐環境。校內實踐主要是利用IT技術，提供較真實的場景模擬，讓學生通過模擬場景完成相關業務，使學生對國際商務活動產生真實感受，快速提高實踐能力。相對于校外實習來說，校內實踐可以由校方單方決定，而不用受制于企業。研發或購買相關模擬軟件，讓每個參與實驗室國際商務活動模擬實踐的學生都將按照實習計劃扮演進出口業務流程中的不同當事人，從而共同組成了模擬貿易環境。

學生通過模擬實踐中相互競爭和協作的角色扮演，模擬面對出口商、進口商、供應商和銀行的日常工作，達到熟練掌握各種業務技巧，感受到客戶、供應商、銀行和政府機構關系，從而熟悉國際商務中的物流、資金流和業務流的運作模式等國際商務活動的全過程。

二、突出角色模擬和綜合能力訓練

國際商務活動實踐是一個綜合性的實踐，它融合了商務禮儀、外語、國際貿易實務等各方面的知識。學生在模擬國際商務談判前要做好充分的分組和詳細分工的安排，要求其了解各個國家的風俗習慣、商務禮儀。各司其職，使其能夠較專業地完成相應的角色任務。在角色模擬中運用國際貿易知識判斷需要談判的價格、付款等各方面情況。通過校內實踐，提高學生的在國際商務活動中的思維能力、表達能力和協作能力等綜合能力。

三、定期舉行國際商務技能比賽激勵學生

進行國際商務專業實踐技能的比武，不僅可以大大提高學生的專業學習興趣，還可以讓學生明白自己所學專業的實踐技能水平，為今后工作打下堅實基礎。例如，在商務談判教學實踐中，將教學模擬和開辦學生專業技能比賽相結合。每年舉行一次商務談判比賽，這對學生的知識結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過舉辦商務談判比賽的方式，可以使學生更重視教學實踐，防止教學實踐流于形式。

【摘要】2020年最新數據顯示，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4.7萬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一。其中70%的份額由中小企業貢獻，可見，中小企業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規模小，中小企業一直面臨融資難的問題，這嚴重限制了企業的發展。論文以中小企業貿易融資難為突破口，探索問題癥結所在，并試圖找到可能的解決方案。

【關鍵詞】國際貿易；中小企業；融資

1引言

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持續飛速增長，其中國際貿易更是飛速發展，對我國的經濟貢獻率達50%以上。WTO2020年最新數據顯示，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4.7萬億美元，繼續領跑世界各國。可以說中國的貿易發展了自己，也帶動了世界。中國能取得如此佳績，中小企業功不可沒。自加入WTO后，中小企業得到空前的發展，無數“中國制造”被銷往國外，為國家創造了巨額外匯。可以說中小企業是經濟增長的真正支柱，然而他們得到的待遇卻與他們的貢獻有天壤之別———幾乎所有中小型外貿企業都面臨資金短缺問題。近年來，我國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這種局面，但效果卻不盡人意，總結起來，原因有二：一是中小企業先天規模不大，抗風險能力不強；二是由于宏觀環境還不夠完善，中小企業融資困難重重。長此以往，必將嚴重制約我國貿易的發展，因此，中小企業貿易融資難已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2國際貿易融資的概念

所謂貿易融資是指銀行對進口商或出口商提供的與進出口貿易結算相關的短期融資或信用便利。具體方式有授信開證、進口押匯、提貨擔保等。這種融資最大特點是融資周期短而且流動性很高，對于進出口企業的業務特點來說貿易融資非常適用，反過來對銀行來說，這些特點能增加銀行收入，風險也相對較低。因為在國際貿易整個過程當中，銀行作為第三方結算人全程參與，所有的物權單據都要首先經過銀行，因此，銀行可以依托對物權憑證的占有為企業融資或提供金融信用，企業獲得融資后進行下一步商業活動，最后還本付息，同時銀行也獲得更多收入。

3中小企業融資現狀

摘要：

社會的不斷發展，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網絡已經遍布我們的生活。這一篇論文從中國的網絡文化發展的狀況、以及網絡文化產業存在的一些問題進行了相關的分析，并對相關的對策進行了介紹。

關鍵詞：

網絡文化；產業經濟；問題；對策

網絡的發展和普及不但對人們的生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還對經濟的發展等帶來了很大的影響。美國的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網絡技術是推動他們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而在中國，網絡的出現給中國帶來了更多的進行商業活動的機會，網絡的出現推動了更多新型產業的發展。因此，網絡文化產業經濟的發展帶動了經濟的發展，能夠提高市場的競爭力。

一、我國網絡文化產業經濟的發展現狀

網絡的發展始于90年代，但現在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網絡技術的普及又迎來了一個新的發展趨勢。首先，網絡技術遍布我們的生活，更多的人運用網絡，能夠帶動更多的新的就業崗位的出現。2007年，全國的網民的數量達到了2.1億人，上網人數遠遠超過了美國。上網人數的不斷增長，帶動了相關網絡產業的不斷發展。2007年年底，中國用網絡購物的數量近4640萬，相關的一些網絡廣告近76.8億元。網絡的發展，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也擴寬了就業的渠道，大量的網絡職業也迅速的發展起來。

摘  要：由于人民幣升值與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的升值有許多相似性，因此，本文從中日兩國貨幣升值的初始條件、應對措施與效應等方面入手，對日元升值與人民幣升值對對外貿易影響進行全面深入的比較研究，以期為有效地化解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不利影響，實現我國經濟實現平穩較快發展提供決策依據。

關鍵詞：日元升值；人民幣升值；比較

    人民幣升值問題已引起了國內外的高度關注。人民幣升值將會對我國的對外貿易產生巨大影響甚至是嚴重后果，尤其是在世界經濟還沒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的背景下更是如此。有效地化解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不利影響是我國經濟實現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一環。由于人民幣升值與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的升值有許多相似性，因此，從貨幣升值的初始條件、原因及應對措施等方面入手，對日元升值與人民幣升值對對外貿易影響進行全面深入的比較研究，有著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中日貨幣升值的背景比較

    1．日元升值的背景

    （1）日元升值的國際環境

    日元升值的國際環境源于20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周期性經濟危機，由于美元匯率高估，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嚴重。同時，日本在美國的直接投資也不斷增長，日本積累起的巨額經濟財富使其成了世界級的銀行家，而同時美國也失去了世界放貸者的地位，成為了日本最大的債務國，這就加劇了美日之間的摩擦。

［摘要］本文主要探討國際金融理論知識的未來變化走向。自改革開放以來,跨越時間的均衡研究策略是國際金融理論知識的重要走向,就是對一系列國際金融問題的探究加入更多的微觀基本理論知識。Obstfeld和Rogoff兩位著名學者“再論匯率動態變化”之后，國際金融學研究進入了“國際金融與開放經濟的宏觀經濟學”的新時代,成為國際金融專業的全新發展走向。在這樣的基礎上展開研究,更加充實了國際金融學的理論知識。

［關鍵詞］國際金融理論；跨時分析；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

0引言

最近幾年國際的金融學的理論知識飛速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跨時均衡的研究辦法的進步，致使對國際上一系列的金融問題的研究融入更多的微觀理論知識。著名學者Obsfeld以及Rogoff（以下簡稱“OR”）的有關“再論匯率動態變化”的文章發表之后，國際金融學研究進入了“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的全新時代，引導了國際上金融學新的發展走向。當今國際金融學的進步主要展現在以下角度：首先，核心的微觀以及宏觀的經濟知識理論廣泛的使用到國際經濟的趨勢當中；其次，探究的學者們運用理論知識以及以往經驗的分析更深入地研究國際經濟方面的一些古老的課題。

1經常賬戶的跨時均衡分析

匯率基礎知識的變化發展過程中包含一個特殊的部分，那就是日常賬戶的跨時均衡的研究，把最合理的上升內容使用到開放經濟當中。在改革開放初期，很多學者們就構建了日常賬戶的跨時塑型，當中存錢以及投入代表著將來最合理的執行措施。在凱恩斯學術的探究辦法中，出口基本上是由當時的平均收入標準以及對外產生純利息的支付決策。在跨時均衡研究的辦法中，忽視了這些問題的原因。這種模型跟初期的開放型經濟的上升模式比較起來有所不同。這類模型可以解決短時間內的變化問題，比方說經濟條件打壓下的短時間和長時間的變化效果，也可以通過這樣的辦法研究一個國家的跨時預算限制以及有關政府部門的跨時預算限制。開放地區的經濟和封閉地區的經濟的最簡單的差別就是，一個開放地區的經濟可以從世界上任何國家地區引入或者輸送物品。當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收入產生短時間內的浮動時，可以憑借國外的借貸躲避花費以及投入的快速減少。相似的情況還有就是國家和地區假如貯存上富足，就可以參加國內外的產出型的投入項目以及對外借款的項目。這樣的資源上的跨時交換方式即跨時貿易。在開放的經濟基礎上，很多的宏觀經濟做法都和它的跨時貿易有些許關系，而跨時貿易一般可以通過日常賬戶的收入支出的平衡情況來反映。模型通過觀察干擾花費和投入做法的至關重要的原因和實際利率來做出決策，可以研究日常賬戶等部分跨時均衡的浮動情況。另外還有疊代的模型，這種模型要求不同年齡段的消費群體之間允許存在差異。依據這種模型，可以做出下面的推斷：人口波動的幅度和稅收的影響也是影響國民經濟水平和日常賬戶的基礎要素。比如說，依據疊代模型研究框架致使美國儲蓄率變低、日常賬戶赤字升高的一些因素就是它在改革開放時代的大額超出預算和接連不斷的大額養老金的支出。另外一個角度就是日本的儲蓄率升高以及日常賬戶結余升高也可部分算成它較為年輕的勞動力的儲錢做法。要真是這樣的話，伴隨著大量的勞動力在21世紀初期的時候離職，日本日常賬戶結余可能會快速的降低。在以往的國際金融的記載當中，沒有考慮到宏觀上的經濟舉措的微觀基本問題，而微觀基本問題卻是確保經濟舉措之間內在關聯的重中之重；以往的國際金融記載，不能使用單一的結構對變化的經濟問題展開說明，對國際的資本主義市場一體化的研究也不是那么的透徹。最重要的是，大多數以往的記載并沒有對很多目前重要的經濟舉措及問題展開研究，比如：日常賬戶問題，政府超出預算問題，投資貨幣撞擊問題，還有金融市場遭遇全球化對金融以及證券的衍生物的干擾等等。跨時研究辦法給予了一個理論探究的結構，可以分析部分外部均衡互相關系的舉措問題，外部的持久性和真正的均衡匯率，這些全部都是和國家經濟所產生的跨時均衡互相牽連才獲得的。跨時方法可以研究開放型經濟下舉措的福利成效。

2新開放經濟的宏觀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