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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易詩雯 張萌 單位：吉林大學

壹環境考古學產生的背景

對人類古老性問題的認識和進化論，是環境考古學產生的一個重要背景。在18世紀晚期以前的歐洲，對于人類起源的解釋依賴于傳統的《圣經》。“七天創世說”以自然和人類乃是上帝刻意之作的理論否認遠古時代和原始人群，與此同時，在那個時期地質與古生物學所揭示的一些人類與滅絕動物共存的事實也被掩蓋，以喬治•居維葉（GeorgesCuvier）、威廉•巴克蘭（WilliamBuckland）為代表的一些地質學家宣揚“災變理論”，一系列生命形式的進化被解釋為上帝超自然的創造。然而，越來越多的地質學與古生物學證據使得《圣經》的解釋與人類古老性問題備受爭論。1785年，詹姆斯•赫頓（JamesHutton）為地質史提出了一種均變論的觀點，認為從地質學上講古代與現代情況類似，所有地質層都可以用長時間里一直運轉的、目前仍在發生作用的地質動力來解釋。1830年到1833年間，查爾斯•賴爾（CharlesLyell）發表了他的《地質學原理》，支持了地質變遷的均變假設。地質學上的均變論表明，過去是一個漫長和在地質學上并未間斷的時期，其間有可能發生其他的事件。對人類古老問題的正視同樣使生物進化的觀點在一些科學家中被普遍討論。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Spencer）在19世紀50年代開始為科學和政治問題提倡一種一般的進化方法，環境這一概念也在他的推動下完成了從原本的浪漫與美學的范疇向具體和科學意義的轉變。1859年11月，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RobertDarwin）的《物種起源》出版，這本書濃縮了近30年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均變論和地質學的啟發，大大推進了進化生物學的發展，廣泛普及了自然選擇的概念。18~19世紀，對人類古老性與進化論思想認識的核心在于：人們開始將“人從哪里來”的問題作為科學研究的一部分去解釋。另一方面，均變論與進化論還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機制，使得我們相信：我們完全可能透過現在的地質材料為重新研究過去提供條件，也可以用生物進化的過程來說明現代物種的起源與分布以解決古生物學上的演變。對人類古老性的認識和進化論成為后來環境考古誕生的一個重要基礎，此時期發現的眾多地層上的共存關系為后來的地層學研究提供了條件。可以說，均變論與進化思想是環境考古“將今論古”原則的一個重要的思維前提，而地層學則是考古學發展的有力技術支持。

貳世界環境考古學發展簡史

一、環境考古學的分類———描述階段（20世紀30年代以前）19世紀中期，在以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為主的歐洲一系列史前考古學實踐，顯示了當代考古學雛形的各種特征。在他們的研究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很多后期環境考古理論發展的淵源。斯文•尼爾森（SvenNielsen）是這一個地區最早過去的關注生存方式，并試圖通過考古材料推斷史前生存方式科學家。尼爾森運用模擬實驗和民族志標本進行系統比對以確定石器與骨器用途的嘗試，被認為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論貢獻之一。他還第一次將生計發展與技術變遷聯系起來研究，這也許是用過程方法來解釋史前變遷的最早例子。另一位科學家約翰•亞佩特斯•斯廷斯特拉普（JohannesJapetusSteenstrup）在發掘丹麥泥沼的過程中，揭示出一種森林變遷的方式。大約在19世紀40年代初，斯廷斯特拉普開始意識到文化進化與環境史的聯系，并在最后將石器時代、青銅時代與鐵器時代分別與森林變遷的松樹、櫟樹、榆樹階段相對應，完成了湯姆森三期說中的器物序列與環境變遷的對接。詹斯•沃爾塞（JensWhalsay）在1843年《丹麥的原始古物》一書中將湯姆森三期說的研究成果加以推廣，并將其與尼爾森和斯廷斯特拉普的發現結合到一起，從而對丹麥史前史作出了一種總體的解釋。1846年以后，沃爾塞訪問了不列顛和愛爾蘭，對這些國家史前遺存的觀察使他深信湯姆森的三期框架是可以適用于歐洲大部分地區甚至整個歐洲的。

19世紀50年代初，以沃爾塞、斯廷斯特拉普和約翰•喬治•福希哈默（JohanGeorgForchammer）領銜的丹麥交叉學科委員會對“廚庖垃圾貝丘”進行了研究。在這次的研究中雖然沒有就貝丘的年代達成一致，但內容涉及到古環境的植物背景、季節變化和動物馴化和人類行為干預等等方面，開啟了考古發現與它們的古環境背景相結合的先河。他們整合了考古學、生物學和地質學方法來調查史前丹麥人是如何生活的，無疑是一次空前的超前性的嘗試。斯堪的納維亞考古學的發展為瑞士的重要考古研究提供了榜樣。1853年到1854年間，由于冬季干旱，瑞士西部的一些湖面下降到空前的低點，將保存在飽水環境中的古代居址暴露出來。這些湖居遺址（LakeDwellings）為瑞士考古學家提供了一個機會，來研究這些人群在自然環境中經濟和生活方式的變遷，并最終考訂了他們的年代在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瑞士的研究比斯堪的納維亞和蘇格蘭的研究有著更為優越的材料，為環境考古嘗試提供了難得的條件。至此我們可以看出，早在19世紀中期，史前的考古學研究在以斯堪的納維亞為代表的歐洲就已經具有當代考古學的雛形。雖然此時北歐考古學的根基是用考古材料結合運用共生發現物、簡單的式樣排列和地層學背景來建立相對年代學的能力，即考古學的研究目的還停留在分類和分期上。但這一批北歐科學家們的研究方法已經頗為超前。在他們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如進化論、文化———歷史學、過程———功能方法論等有史前考古學特點的理論淵源。人工制品基本上不在以物論價，而是作為一種了解過去人類行為的信息來源和了解人類歷史和文化發展的依據。但令人遺憾的是，北歐考古學家所用的這一套方法論，在后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并沒有被普遍的接受與使用。

進入到20世紀的初期以后，與環境有關聯的一系列考古研究先后在世界各地展開。1905年R.Pumperlly主持在中亞土庫曼地區的考古發掘時，第一次對恢復史前遺址的古環境進行了努力；1914年兩河流域第一次完整發掘巴比倫王國城市建筑。科爾德維和安德烈發掘了巴比倫城和亞述城，成為生態考古的先聲。1926年K.Brayn研究了新墨西哥史前人類生活與現代沉積的關系，探討了美國西南印第安人史前社會環境及氣候變化對農業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左右，英國率先提出了環境考古的概念。F.E.Zeuner于30年代在倫敦考古研究院建立了環境考古部，邁出了環境考古學系統實踐的第一步。生態學在這個時期（20世紀20年代）完成了從建立到框架化的發展。這個時期生態學的研究主要是一種基于“過程———適應”理論的分類，生態學建立起一個以不同地理區動植物關系為基礎的框架，各種生物的多樣性和分布都被考慮，并相關聯，最終為食物鏈、食物網和生態位等生態學概念作出了定義。這一時期的生態學與考古學看似是獨立發展的兩個單位，但實際上生物學理論與方法的發展為考古學的進步提供了模范，這一時期生態學“過程———適應”的理論為以文化生態學為基礎的考古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知識基礎，對下一時期考古學理論的轉變有很大貢獻。#p#分頁標題#e#

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30年代以前，環境在考古實踐中的應用已經初步包含了氣候，水文，古動物群等古環境成分。但該時期大部分古環境研究，領域還不夠廣闊，針對環境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自然生物環境的描述和恢復，很少涉及古代文化與其所處的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的探討。19世紀20年代之前考古學基本概念還未建立，20年代到30年代的考古學處于文化歷史考古學階段，考古學家傾向于從外部解釋變遷，將其歸因于傳播和遷移，在具體的與環境結合的研究中，對人地關系或者人類對環境干預問題上探討很少，比起之前19世紀中葉的北歐甚至可以說是退步的。需要注意的是，這個時期人們研究環境變遷與考古學文化變化的關系時通常將考古學變化歸結為環境變化或直接把二者之間的關系看得很模糊，從而陷于“環境決定論”中，缺乏對環境、人類活動和文化之間關系的系統探討和人類行為在考古材料中的解釋。另外，環境考古中研究的文化與這個階段定義的“與人群相對應的遺存組合”的文化概念的不匹配（眾所周知，考古學文化的區分標準主要是器物組合，但器物的變遷不能與環境的變遷直接畫上等號），考古學文化所依賴的判定標準無法與環境變遷建立直接的聯系的事實在當時的研究中也往往被忽略。

二、環境考古學的早期功能———過程階段（主要是20世紀40~50年代）隨著越來越多的考古學家意識到，文化———歷史的考古學方法難以勝任了解史前文化如何運轉和演變的工作，新的方法應運而生。這些新途徑一般被稱為功能論和過程論。需要注意的是，環境考古研究的方法和技術在20世紀初就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但對考古學解釋仍沒有產生有效的支持。早在20世紀初期，地質學家杰拉德•德•吉爾（GerarddeGeer）就開始利用冰緣湖泊的疊壓紋泥序列來為斯堪的納維亞過去12000年來的冰緣消退斷代，并得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日歷紀年校準的自然年表。使得將文化變遷不僅與序列而且可以與涉及的實際時間長度一起加以考慮。另一位瑞典人倫納特•馮•波斯特（E.J.LennartvonPost）利用孢粉，改善了斯廷斯特拉普對冰后期植被變遷的先驅性研究。大約1916年，他得出了意在顯示斯堪的納維亞史前期相繼階段中各類樹種百分比圖譜，并對應于德•吉爾的冰緣地質年代學得出了更為精確的日歷。孢粉分析方法是環境考古學發展中最重要的進步之一，這種分析方法有著更高的效率，它不僅分布廣泛而且為較大區域內的差異性研究提供了可能。1940年到1960年間，生態學方法主導著斯堪的納維亞的石器時代研究。孢粉分析方法在20世紀30年代引入英國，并由生物學家哈里•戈德溫用于考古學研究。類似的環境功能———過程論還被應用于探討黃土堆積與聚落分布、糧食起源的綠洲與干旱理論、農業起源等等問題上，并涉及北歐、中歐、美國、俄國等等國家。由于篇幅問題，在此不一一列舉。20世紀50年代左右，生態學進入了時空上綜合研究的階段。生態學研究從標準的分類方法轉變成了注重相互過程的方法。人類學（包括考古學）也在此時相應地提出了人與環境的關系問題。這些對人類社會與他們的環境背景之間的關系的關注，促成了人類行為重要方面的一種功能———過程觀點。這種方法鼓勵進行古環境以及史前文化對這些環境進行生態適應的研究，認為自然環境對于適應種類會產生制約，導致對特定反應的性質產生可能的作用。

早期功能———過程階段與環境考古密切相關的主要探索包括柴爾德（V.GordonChilde）的經濟學方法、格拉厄姆•克拉克（J.G.D.Clack）的生態學方法、泰勒（WalterTaylor）的掇合方法（thecon-junctiveapproach）、斯圖爾德（JulianSteward）的文化生態學和威利（GordonR.Willey）的聚落考古。柴爾德在20世紀20年代晚期就偏離了傳統的文化———歷史學方法，并在后來試圖仿效經濟史學家的工作，尋找史前期普遍存在的經濟趨勢，并以此來解釋傳播的特定案例。他的研究結果展示在《遠古的東方》（TheMostAncientEast1928）、《青銅時代》（TheBronzeAge1930）和《遠古東方的新啟示》（NewLightontheMostAncientEast1934）三本書內。柴爾德不只將文化變遷解釋為技術發明的結果，他也留意影響采納這些發明的廣泛經濟和政治背景，并將一些經濟變遷解釋成對環境挑戰的反應（例如他贊同之前的綠洲理論）。這樣一種經濟學方法本質上含有一種多線進化的視野，雖然柴爾德的有些論證有著解釋特定考古發現而非一般觀察的嫌疑，但是他也從另一方面拉近了對史前文化進行靜態重建與求助于外來因素解釋演變之間的距離。在許多方面補充了功能論的另一種方法是由格拉厄姆•克拉克首創的。克拉克認為，考古學應該“研究人類過去是如何生活的”并指出要達到這個目的，考古材料必須從功能觀的視角來予以觀察，并只有與社會關聯才有意義。一個文化的基本功能或生活方式是要保證一個社會的生存，這意味著文化的所有方面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受到生態環境的影響。在著作《考古學與社會》（ArchaeologyandSociety）中，克拉克發表了一份流程圖，將文化的各個方面與食物供應聯系起來，后來又添加了生境（HABITAT）和群落作為生計之下的雙重基礎，這也許是最早發表的將文化與環境因素作為單一系統組成部分加以聯系的圖示。在《考古學與社會》中克拉克宣稱，考古學家的最終目的應該是從社會史的角度解釋考古材料。在后來十年里，克拉克試圖通過完善技術來發展他的生態學方法，并著重探討了利用自然資源的方式。1949~1951年間，克拉克發掘的飽水遺址———斯塔卡（StarCarr），他對這個遺址的研究堪稱環境考古研究的典范。在發掘期間，克拉克撰寫了《史前歐洲的經濟學基礎》，將生態系統概念系統地應用于考古學。文化與環境的關系被克拉克視為相互作用，而經濟則被定義為“對特定自然和生物條件所做的某種需求、能力、希冀和價值觀調節”。在克拉克的引導下，考古遺址出土動植物遺骸的實驗室研究，以及對它們從生態學和經濟學角度進行闡釋成為重要學科交叉的專業化趨勢，并被諸如動物考古學、古植物學、生物考古學的名稱所涵蓋。

1948年沃爾特•泰勒的博士論文《考古學之研究》（AStudyofArcheology）倡導一種“科學”的方法，認為應該將“為人類行為和文化演變尋找通則”是考古學與民族學的最終目標。泰勒在論文中聲稱，幾乎沒有幾個文化———歷史考古學家關注系統重建史前人類的生活或解釋史前期發生了什么，相反，他們熱衷于純粹的“編年史”，進而指出，由于美國文化———歷史考古學家有限的目標，造成了田野考古工作分析十分馬虎，動植物遺存的提取和鑒定往往很不夠，因此考古學家對古人類的食譜、生業方式毫無了解。為了彌補這些缺點，泰勒進一步提出了一種“掇合方法”（theconjunctiveapproach），建議在傳統的調查之外，應特別留意考古材料的關聯性和數量、空間分布、制作與使用方法……也必須收集有關遺址的古環境背景信息和民族志材料。泰勒試圖從功能整合的文化形態來了解考古材料，“掇合方法”的一個獨特方面是賦予了一個遺址作為基本分析單位的重要性，并強調了考古的目的在于運用證據重建史前遺址居民是如何生活的。泰勒的方法，使以前許多被人忽視的古環境細節被重新關注，環境考古的研究對象因此加以擴展。但與克拉克不同的是，泰勒并沒有把文化看作一個生態適應性的東西。#p#分頁標題#e#

朱利安•斯圖爾特是第一位明確采納人類行為唯物主義觀點的美國民族學家，他極大地增進了對生態因素在塑造史前社會文化系統中所發揮作用的了解。1938年，朱利安發表文章指出，“考古學家和民族學家應該設法了解文化變遷的性質，為人類行為的生態學分析作出貢獻。因此，考古學家必須停止專著與器物的形制分析，并開始利用他們的材料研究生存經濟、人口規模和聚落形態的變遷。斯圖爾特這種利用生態學方法了解文化變遷的理論被稱為文化生態學，是現代環境考古的理論基礎。受到斯圖爾特和克拉克的影響，生態方法的重要性日益被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美國已經有一批重要的研究項目有了多學科團隊的參與，開啟了利用考古材料詳細研究人類歷史上重要經濟和社會轉變的先河，如：布雷伍德主導的西亞農業起源研究、伊拉克的扎摩爾計劃、特瓦坎考古學———植物學計劃等。在聚落考古調查上作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是戈登•威利。在維魯河谷計劃中，他采納斯圖爾特的意見，運用聚落形態調查的方法。然而在對所收集材料的闡釋上，威利選擇視聚落形態為一種“對考古學文化作出功能闡釋的戰略性起點”，他進而宣稱，聚落形態“反映了自然環境、經營者在其中采用的技術以及由文化所維持的、社會互動和控制的各種機制”。與斯圖爾特不同，威利的研究將聚落形態看作人類行為諸多方面的信息來源而不僅僅是生態適應方式。威利在維魯河谷的研究成為考古學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論突破。繼湯姆森三期說把考古學研究的落腳點至于器物之上之后，威利的方法把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擴大為遺址。威利的成果激起了全球范圍內對復雜社會起源和發展進行深入的區域調查。考古學家逐漸認識到聚落對研究小型社會內部文化變遷以及對區域多樣性和適當復雜性認識的價值，并被鼓勵去研究人類行為而非與文化———歷史考古學相伴的文化和民族身份。

從以上這些考古學的發展脈絡中我們可以看出，20世紀以后的早期功能與過程理論正試圖通過內部來了解社會和文化系統，以決定這些系統的不同部分是如何關聯、以及這些部分彼此之間是如何互動的。功能———過程理論的出現，意味著人們的研究視線從之前的歷時態轉向了同時性，在這個階段，人們更關注系統如何按慣例運轉而不在意對主要變遷加以說明。考古材料功能與過程分析方法的發展，以及20世紀50年代初威拉德•利比（WillardFrankLibby）建立的放射性碳測年法導致了考古學家對器物排列和交叉測年的依賴性減小。日顯技窮的文化———歷史考古學對民族身份的專攻，被史前文化如何運轉和變遷的充滿活力的關注所逐漸取代。這一階段的環境考古學從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研究技術上有了一個煥然一新的面貌，對文化解釋的關注與重視使環境考古的地位進一步得到肯定，一系列要求重視生態學和聚落分析的方法論擴展了環境考古的研究內容，高科技手段的發明則給予環境考古的研究強有力的支持……然而，此時的柴爾德、泰勒、克拉克等人雖然意識到了要從內部來解釋文化的變遷，但是卻沒有提出一個很好的方法。早期功能過程階段的考古學理論仍然依賴于“考古學文化”的概念，限制了對考古學材料和文化過程的解釋。但我們仍應該看到，早期———功能過程考古學對文化研究興趣的衰退和對行為研究興趣的增強，不僅與其他科學的發展趨勢相一致，也預示著史前考古學和環境考古學進一步變革的到來。

三、環境考古學的過程考古階段（20世紀60年代之后）在沃爾特•泰勒《考古學之研究》出版后的十年里，文化系統內部變遷的概念在美國考古學中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一轉變一方面得到了來自考古學內部特別是生態學和聚落形態研究的發展的激勵，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強調文化規律的新進化論人類學日趨流行的推動。20世紀50年代，一大批美國考古學家共同為新考古學的誕生和發展建立了基本和不朽的要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二十多年里，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力量都空前繁榮，這個時期美國社會的樂觀與自信反應到美國的人類學界則表現為對文化進化興趣的復蘇，和新進化理論的重大影響。生態學領域長期性的、方向性的、規律性的變化理論影響到了美國人類學研究，與生物一樣，不同文化對相似環境的各種適應方式也被看作是人類文化的一種特征。20世紀50年代，人類學中新進化論（neoevolutionism）的兩位主要倡導者是萊斯利•懷特（LeslieWhite）和朱利安•斯圖爾特。懷特反對當時博厄斯學派主張的“不同文化群體不可以比較”的觀點，提出了“一般進化”概念，強調不同文化之間的可比性。斯圖爾特則倡導了強調生態適應的文化進化研究法則。1960年，新進化理論在梅格斯（B.J.Meggers）的《作為實際研究工具的文化進化法則》（TheLawofCulturalEvolutionasaPracti-calResearchTool1960）一書中第一次得到了考古上的運用。梅格斯在書中提出“文化=環境×技術”的公式，認為考古學家可以通過重建史前文化與環境以基礎推斷其他部分的關鍵特點。新進化論提出的作為文化變遷原因的許多關鍵變量，包括生計、聚落形態、人口變化對于考古研究而言相對比較容易把握，這一理論對文化規律性的認定也為后來新考古學的主要理論要素的形成提供了契機。1959年，約瑟夫•考德威爾（JosephCaldwell）在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新的美國考古學》（TheNewAmericanArchaeology）的文章，全面考察了一些促成考古學轉型的主要趨勢，并認同之前泰勒的觀點，認為“變異無窮的文化現象和特定歷史狀況的背后是數量有限的一般性歷史進程”。考德威爾認為考古學不應該繼續被看成是各種留存至今的器物類型和特征的總和，文化亦必須作為完整的結構和功能上整合的系統來加以分析。考古學家的主要目標必須是從文化進程來解釋考古記錄的變遷。

路易斯•賓福德（LewisBinford）接受并發展了考德威爾的上述觀點，并在美國年輕一代考古學家中普及，從而開啟了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被世界公認的美國新考古學或過程考古學的先河。在《作為人類學的考古學》（ArchaeologyasAnthropology1962）和《考古系統學與文化過程研究》（Archaeo-logicalSystematicsandtheStudyofCulturalPro-cess1965）兩篇文章中賓福德提出了自己的綱領，正式認定考古學的目的與美國的傳統人類學一致———是全方位解釋文化行為的異同。賓福德還提議通過把人類行為與功能整合的文化系統聯系起來以達到這個目的。解釋被看作對系統變遷和文化進化采取一種通則的形式，在賓福德的設想中，人類行為有著很強的規律性，這使在我們解釋社會的變遷的單一事件和類似變遷的整體事件上沒有什么區別，因此他的主要關注在于說明跨文化的相似性而非差異。文化這一概念被賓福德視為人類體外的（超肌體的）適應手段，只有在人類群體以不同方式適應其環境背景時才有意義，為此，文化系統所有方面的變化可以從對自然環境波動、人口壓力變化以及與鄰近文化系統競爭的適應性調節來解釋，另一方面，文化變遷則是由人類群體對自然生態變遷產生的壓力做出理性反應的結果。在新考古學的理論背景之中，人類能像生態系統的其他任何部分一樣用相同的方法加以分析，對文化規范的關注顯得次要，相比起對器物類型的特征比較，器物在活體文化系統中所發揮的作用才是更值得研究的方面。為此，以推論或者演繹的方法“驗證假說”成為了新考古學主要的研究方法，社會變遷程序的一般規律成為了新考古學下考古工作的主要目的。20世紀70年代后，為了進一步廓清考古學與民族學的關系，賓福德設法對考古材料提供的行為解釋參照框架概念做重新的定義，并發展了中程理論。中程理論關注從考古材料來推斷行為，在過程與他們的結果之間建立了穩定和獨特的因果關系。這一方法成為后來環境考古學的主要研究方法。另外，在有關新考古學的綱領性宣言中，賓福德反復呼吁用系統論（systemtheory）的方法來研究文化演變。肯特•弗蘭納利（KentFlannery）是史前考古學最著名的系統論倡導者，他強調的一般系統論從過程而非歷史的角度研究生態驅動的文化變遷方法，并進一步發展了新考古學，將各種因素之間的關系通過反饋的形式連接起來，避免了單一的解釋。在系統論的背景下，任何一個模型的基礎都與環境背景和資源相關。這樣，環境考古不再是一個簡單的交叉學科，而是成為考古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考古學理論的發展對環境考古概念的定型和體系的建立影響深遠，環境考古工作在分析和解讀考古材料上的科學性進一步凸顯出來，從前期的一個輔助性的角色演變成了考古發掘中需要貫穿始終的必要手段。與此同時，環境考古范疇大大拓展，并開始頻繁地與其他學科發生交叉。新理念對解釋和系統論的強調促使環境考古的研究方法進一步由原來的靜態向動態轉變。環境考古學的概念在此也基本形成。#p#分頁標題#e#

四、環境考古學的景觀考古學階段（20世紀80年代）有意地對過程考古學另辟蹊徑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出現。大約在1985年，伊恩•霍德（IanHodder）將這個新趨勢稱之為后過程考古學。后過程主義新理論的建立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重塑考古學物質文化遺存中的文化、個體和歷史的重要作用。反映在環境考古學領域，則是在后過程思潮的影響和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環保主義運動的催化下產生了景觀考古學。早在19世紀后期，皮特•里弗斯（PittRivers）在英國CranborneChase地區的考古工作就已經注意到將考古發掘的成果置于一定區域性的復雜文化和生態環境背景中考察。而現代景觀考古學的很多關注從霍德對史前歐洲房屋和墓葬與其地理背景關系的象征性研究發展起來。景觀考古學被看作一種后過程的、以文化為取向的聚落考古學。絕大多數學者都強調，景觀考古學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環境考古學，其理論基礎也不同于聚落考古或過程考古學對環境的關注。景觀考古學更強調的是人對環境的改造和人對周圍環境的理解和認識，而不似傳統環境考古學一般把環境作為純自然、靜態的實體，僅在研究目的上探討環境對人類文化和社會的影響。景觀不是靜態的、被動的自然物體，而是人為的景觀。隨著人類認識的變化，景觀的含義也發生變化。景觀考古學反對環境決定論，強調人與環境是互動的，景觀是有意義的，其意義受制于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和精神信仰。而景觀考古就是要探討景觀的人文含義。侃普和艾室莫（Knapp&Ashmore）對景觀考古學的理論定位在西方較具有代表性。1999年，這兩位學者聯合主編了一本景觀考古學論文集。在為該書所寫的緒言中，侃普和艾室莫從理論上對景觀和景觀考古學作了系統論述。其他景觀考古學的代表人物還有費曼（GaryFeiman）、費舍（Fisher）和瑟斯通（Thurston）。目前西方景觀考古學的研究正方興未艾。這種理論對新的考古學研究對象———“人類過去物質文化遺存的象征意義”的構建，實質上是考古學理論與方法從方法論到本體論的終極性反思。它的出現是環境考古的又一次革命。但不可否認的是，過程論背景下的環境考古研究仍是環境考古的主流研究。

五、環境考古發展的兩條主線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環境考古作為一個交叉學科研究，是建立在兩條主線之上的，第一條是考古學理論與方法的發展，另一條是生態學對環境考古的推動。

叁中國環境考古學發展簡史

眾所周知，作為考古學的一門分支學科，環境考古的發展與考古學理論和方法的進步息息相關。在中國，雖然近幾十年來的考古學研究成就矚目，但由于起步晚、技術不成熟等原因，考古學的發展與國外還有相當大的差距，還停留在文化———歷史考古學和早期的功能———過程階段，這也使環境考古的發展程度大體僅停留在國外20世紀40年代的水平。與國外的環境考古學不同，中國環境考古學的發展至今還沒有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理論體系，可以說是一件舶來品。20世紀前期國外環境考古的方法和技術才開始對中國的考古產生影響。由于中國的環境考古起步晚，發展還不充分，不能完全與西方環境考古發展的四個階段相對應，在此將其分為兩期：20世紀20年代———20世紀80年代的前環境考古時期和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環境考古初步發展時期。考慮到各自的特征和出現的研究趨勢，兩個時期可以概括為分類———描述階段和功能———過程階段。

一、環境考古學的分類———描述階段（20世紀20~80年代中期）前環境考古時期是一個中國考古學從拓荒到逐步成熟的階段，環境考古學則伴隨著考古學譜系的建立以及與第四紀地質學的結合而蓄勢待發。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先是一批考古學和地質學的先驅對石器時代文化與古人類的發現寫下了中國考古學的初篇，為環境考古提供了契機。20世紀20年代初，我國地貌學與第四紀地質學的奠基人袁復禮先生參與仰韶村與西陰村考古發掘，他將地質學與考古學很好地結合起來，開啟了中國新石器考古的初頁，成為我國地質考古的先驅。裴文中先生在著作《甘肅史前考古報告》中難得的把地貌與遺址分布聯系起來，使遺址的分布與環境變遷發生了關系成為我國環境考古的先驅。20年代左右顧頡剛先生和李四光先生開始強調環境概念以及環境對文化與人生的重要性。這些環境與人生關系的科學論述為中國后來普遍接受國外環境考古理念做好了鋪墊。隨后經過幾十年的工作，我國考古學的類型、地層年代與譜系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第四紀地質學的建立與走向成熟又為我國考古學與地質學結合而孕育的環境考古學創造了條件。前環境考古學時期，屬于科學的環境考古學并沒有真正展開，但在此期間一些考古發掘中的綜合研究，關注環境與人、與人類社會關系的思想為后來環境考古的展開樹立了榜樣。20世紀50年代以后碳十四與孢粉分析等科技手段的引進，則為中國環境考古的研究提供了有力武器。20世紀40年代以后，舊石器時代的大量材料被發現，其中包括以元謀人、北京人、山頂洞人為代表的早中晚期的舊石器和早期直立人到晚期智人化石。難得的是，對一些重要的舊石器遺址（廟后山、周口店等）進行了地質、氣候、植被、動物的綜合研究，人與環境關系的認識獲得進展，舊石器文化演化有了眉目，成績斐然。這一期間中國新石器考古研究也突飛猛進，在考古地層學、類型學、碳十四年代學的基礎上，各區域的考古文化序列逐步明朗。由于文化序列有了眉目，遺址和考古資料的積累，考古學文化專題的研究被深入推展，包括農業、聚落、生業方式的問題被關注。20世紀60年代夏鼐先生力主考古學與相關學科滲透，要求重視“物質文化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研究為考古學和自然科學結合研究指明了道路。孢粉分析法于50年代開始在我國建立，并應用到半坡等遺址的發掘中，這一時期對古環境方法的引進還包括沉積物古環境研究和人類食譜及動物食性的研究。人類與生存環境的關系越來越受到重視。1957年中國科學院設立了“中國第四紀研究委員會”來統籌我國第四紀研究工作。自此以后，中國第四紀地質學在科研院所、大專院校等單位開始步入有計劃的快速發展時期。60年代第四紀孢粉分析和碳十四測年實驗室的建成，奠定了我國第四紀研究實驗的科學基礎。這個時期中國環境考古學的工作主要停留在基礎性的文化分區、譜系研究和序列研究之上，對于高層次的諸如人地關系問題的探討涉及不多，與此同時，該時期的學科合流還沒有形成大趨勢，地質學與考古的工作未能完全地結合起來，古環境研究的領域還不夠廣闊，環境考古的主要研究內容還處于對古環境的復原這一初期狀態，考古學家多傾向于用傳播和遷移解釋文化的變遷。因此這一階段屬于早期的分類———描述階段。#p#分頁標題#e#

二、環境考古學功能———過程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國際交流的增加，國外當代考古學的思想開始影響中國環境考古學界。與此同時，生態學、地質學等自然科學和考古學的合流使中國的環境考古有了新的動向。這個時候一部分環境考古工作者對環境考古的研究方法進行了新的探索。環境考古開始不單單停留在對古環境的復原工作之上，演繹、解釋等一套動態的新因素開始逐漸見于環境考古的研究中，中國的環境考古學開始出現功能———過程甚至過程考古學的萌芽。1984年張光直先生應邀在北京大學考古系做了九次演講，包括文化生態學、聚落考古學等國外的早期功能———過程考古學思想在國內得到宣傳。1990年，俞偉超先生在《當代國外考古學理論與方法》一書的序言中，全面地分析了外國的考古學發展脈絡，介紹了外國主流的考古學理論流派和方法，并在文章的最后肯定了中程理論的研究，呼吁中國考古借鑒國外的方法。兩位先生嘗試用國外新的理論方法來推動我國學術演講的努力，深深影響了一批年輕的考古學工作者。1987年，以侯仁之院士為主任、周昆叔先生為副主任的“北京城市古跡保護委員會環境考古分委員會”在北京市文物事業管理局的領導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北京大學、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平谷文物管理所的合作下開展了上宅遺址與平谷盆地的環境考古。這次由周昆叔先生提議并完成北京地區環境考古研究，將人地關系的演變作為了研究主題。該考古實踐證明：動態的解釋在探討史前環境變化與人類生存空間的轉移上，以及從環境變化，生產的發展到闡述北京城的興起上是行之有效的，它實現了我國真正意義上的環境考古研究。

1987年周昆叔先生在文章中提出了環境考古的概念，標志著現代中國環境考古學的開端。1989年周昆叔先生在論文《北京環境考古》中主要討論了北京地區30000年來環境變遷與古人類活動的關系，將古環境視為北京史前文化的重要淵由。周先生結合對待古環境與考古學文化的觀點，意味著“環境”與“考古”自此正式從兩個獨立研究的部分走向了交融。這篇文章也被劉東生先生認為是中國第四紀地質與考古文化結合研究的第一篇論文。1991年周昆叔先生在論文《關于環境考古問題》中，再次強調了環境考古的研究任務是揭示人類及其文化形成的環境和人類與自然界的相互影響，并力主環境考古與其他學科的結合。作為中國環境考古的奠基人，周昆叔先生根據自身的實踐，并結合中外學者的理論研究提出了一種可稱為“考古地理”的環境考古研究模式，在該模式下，環境考古工作首先是去探求環境演變規律，其次是認識環境演變所引起的地質地貌變化導致人類生活場所的變更，以及人類與文化的關系，環境考古研究具有了很深的自然科學和歷史地理學特征。2004年，湯卓煒先生在《環境考古學》一書中系統地論述了環境考古學的基本理論問題、研究方法，并對一些專題進行了論述。他將環境考古學定義為：根據反映古人類生活時期的環境信息、資料及實物，利用環境學的理論方法和技術，研究古代人類的環境特征及演變規律，進一步弄清環境與人類及其文化特征、社會結構、經濟形態、生業模式的發展和演替之間的內在關系的一門學科。湯先生在實踐的基礎上構架了一套以“資源”為中心的環境考古研究模式，并從人類活動與環境的互動關系出發，積極地運用環境學理論進行環境考古解釋。湯卓煒先生的努力是一次中國環境考古與西方研究接軌的積極嘗試，標志著以遺址為中心、以資源獲取為切入點、以環境學理論為闡釋工具的多層次環境考古研究模式的形成。2004年陳勝前先生從美國博士畢業回國后，從兩個角度開展了考古學解釋方面的研究，一是在文化生態學背景下的對中國農業起源的探索，二是在以遺址形成過程基礎上對考古遺存的功能的探討。這兩個角度均考慮到了環境變遷對考古遺存和文化變化的解釋。需要注意的是，他的研究并不是完全基于考古材料，而是從對考古材料的分析中提出問題，從問題出發進而綜合利用各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對考古材料進行解釋，為包括環境考古學在內中國考古學找到了一條嶄新的研究路線。他繼承了Binford先生的研究方法，將文化作為適應手段而不是看作代表人們共同體的遺存組合，這就為探索人類活動和環境背景的關系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切入點。之后其他學者也借鑒了這條思路，將動物利用與生業方式相聯系，利用相關材料來形成一個推理的框架，而不局限于分類和描述。

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中國環境考古學，受到外國新思想和多學科合流趨勢的影響，出現了多種對不同研究方法的探索。一批學者的實踐、引進與創新使得中國環境考古學界迎來了百花齊放的新時期。在傳統的文化———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以外，我們亦能看到早期功能———過程甚至過程主義研究的影子。中國環境考古學的研究方向也隨著研究方法的變化產生了包括：人地關系問題、遺址域研究的引進、物種馴化與農業起源、文明起源的關系的探索、考古遺址的解釋、文化生態學等在內的幾個新的主題。與此同時，隨著跨學科合作趨勢的加強，DNA、食譜分析、鍶同位素、GIS環境考古等新的科技手段也日益被應用到環境考古中來。與國際接軌、應用科學科技和跨學科合作似乎已成為中國環境考古未來發展的幾大趨勢。然而，我們還應該看到，當前中國的環境考古主流研究與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歐美一樣，是以考古學文化的概念為中心的。從研究理論與思路的角度分析，中國的環境考古大體上仍處于分類———描述階段。雖然也已經有一小部分關于家畜起源、農業起源、社會復雜化、文明產生等高層次考古學問題的環境考古學角度的探討，但畢竟不占主流。整體來看，中國的環境考古還沒有真正進入到過程主義及后過程主義學術環境下的環境考古學研究范疇，我們的研究多以“客位”的視角看問題，并缺乏主動的解釋。所以中國環境考古現在處于初步發展時期。

肆發展中國的環境考古學

上世紀20年代初到現在這近100年的時間里，環境考古學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從最初單純的記敘環境到科學時代對人地關系的實驗求證再到今天在多學科，高科技的背景下解釋人與環境關系的嘗試……中國的環境考古學已逐漸走出了拓荒期，并在嶄新的道路上成長著。然而，由于作為科學的環境考古是從外國引進到中國的，時間上與空間上的差異和長期的封閉發展導致了中國的環境考古學起點低、起步晚，并且不可能與國外環境考古學一樣，在自身的理論建設上走一條自成體系的道路。俞偉超先生提出，在過去的30~40年的時間里，我國的考古學研究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建立我國各地區考古學文化譜系這一基礎性的建設上面，這樣，盡管近40年來的中國考古學研究其目標已達到歐美第三階段的水平，具體階段還是走在第二階段的道路上。豐富的研究材料與相對落后的研究水平之間的矛盾是造成我國環境考古工作科研成果一直達不到國際先進水平現狀的重要原因之一，對于不可再生的考古學材料來說，得不到最充分的利用也是一種不可挽回的損失。這一切都說明，中國的環境考古學研究需要改革，實現環境考古學的大繁榮和大發展任重而道遠。#p#分頁標題#e#

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后，隨著多學科的合流和外國先進理論的引進，中國環境考古學界才出現了許多對于功能———過程方法論甚至是過程論研究方法的探索。一方面，傳統方法與新理論的博弈、各種新理論之間的交流，使得新時期的環境考古學界呈現出許多種不同的面貌，為環境考古未來的發展提供了更多新的選擇；另一方面，年輕一代環境考古工作者所做的工作還處于探索階段的嘗試，并沒有形成國外60年代以后的思想潮流和思想流派。一言以蔽之，中國環境考古處于一個重要的方法論轉型時期，傳統研究模式目前仍主導著主流的研究工作，而新模式的指導思想正在孕育和萌發之中。理論是科學研究的基石，它不僅左右一門學科的探索方向，而且也涉及一門學科中的方法論設計和分析結果的詮釋。而研究方法論的轉變是一個學科的研究進入一個更高層次的、全新時期的標志，它不僅能為研究者提供更加科學的研究手段，更重要的是，它能賦予研究者更為廣闊和更有深度的視野，是研究工作進步的有力助推器。在國外環境考古的發展軌跡中，這樣的轉型在上世紀40年代和60年代左右經歷過兩次，分別是從分類———描述階段過渡到功能———過程階段以及從功能———過程過渡到過程考古階段。根據國外環境考古學發展的軌跡，再結合當今中國環境考古學界出現的趨勢，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作為科學的、解釋的環境考古學將是中國環境考古發展的大方向，并且，由于中國的環境考古學很大程度上一直在國外理論的影響下成長，我們完全可以直接借鑒國外最先進的理念來設計自己發展的道路，去粗取精，在功能———過程考古學理論有一定發展但尚未發展到外國五十年代水準的程度上對新考古學的中程理論進行嘗試，從而少走彎路，實現更加有效率的方法論上的跨越。要實現在傳統的文化歷史考古學上的超越，環境考古學的發展需要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完善和改革。

一、概念體系的轉變在傳統的分類描述乃至功能過程的環境考古研究模式中，對于考古材料的把握是在“考古學文化”的概念體系下進行的。所以，很多的研究者認為：環境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由一個特定的考古學文化的考古遺存部分和作為這個考古學文化生存背景的自然環境的遺存部分組成的，進而，他們很容易將考古學文化作為整體或其分區與環境背景進行對接，以探求二者之間的關系，最終陷入環境決定論和可能論，將環境、人類活動與文化三者之間確切關系簡單化。我們需要認識到：傳統的“考古學文化”表示有時空特征組合的遺存組合，代表一定的“人們共同體”。在這一體系下，遺存，主要是文化遺存，被視為是可以反映“考古學文化”所代表的人們共同體的發展脈絡的，因而可以區別不同的文化。然而，基于文化生態學背景下環境考古學研究的“文化”卻與傳統的“考古學文化”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在環境考古學的假設中，人是適應和改造自然環境的，并且遺存（主要是自然遺存，其中包括純自然遺存，也包括經過人類活動這一文化篩篩過的“自然”遺存）可以反映出人對自然資源的利用和對自然環境的適應。所以，環境考古學中的文化并非代表了特定人類共同體的發展脈絡，而是一種人類對于環境做出的適應性的手段（這一點與新考古學的理論直接相關）。傳統特定人們共同體文化的變遷即考古學文化的變遷不一定歸因于環境的變遷，反過來，環境的變遷與考古學文化的變遷也沒有直接的相關性。所以，作為環境考古學研究對象的文化并非是傳統意義上用以區分和代表特定人群的“考古學文化”而是一種在人類群體以不同方式適應其環境背景時才會產生的動態的“文化”。明確了文化的概念，環境考古研究的對象則也需要發生轉變。首先，我們的研究不能再以一個文化區為中心，而應該收縮到一個聚落或者一個遺址的范圍。因為主要根據器物特點劃分出的傳統文化區的面積一般非常廣闊，內部環境異常復雜，在同一個文化區內產生一致的環境考古學中的適應性“文化”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在一個聚落或者一個遺址內，相對單純環境條件則為環境考古進行人地關系分析和文化變遷研究提供了可能。環境考古的研究對象不應該是主要根據遺物進行區分的文化區，而是主要根據遺跡區分出的聚落或者遺址，相應地，環境考古的分析單位則應該從遺物向遺跡上轉變。

二、中心問題的轉變在中國考古學文化譜系基礎性建設基本完成，高科技的斷代測年手段不斷發展以及環境考古研究重視聚落遺址而淡化文化區概念的背景下，環境考古學的中心問題也面臨著從傳統的分期、排隊和劃分類型到對考古現象進行分析與解釋的轉化。中心問題的轉變，要求考古學家在傳統的對于考古材料外觀、質地、年代和演變等比較表面化的認識上做出進一步深入的挖掘，要求考古學家將材料和環境聯系起來，以嚴密的邏輯推理和科學的方法為手段，在充分考慮到人類能動性的基礎上解釋考古材料與現象。這個轉變，如俞偉超先生所說，實質上是為達到探明歷史文化進步規律這個最高目標而建立中間環節的理論。環境考古的研究如果不從傳統的歷史唯物概念的直接解釋中跳出，許多現象是過渡不到普遍規律性的認識上去的，那么我們對于過去的認識，將停留在靜態的文化區劃分上而止步不前，對于人地關系問題、物種馴化與農業起源、文明起源的關系的探索、考古遺址的解釋、文化生態學等等問題的研究都將成為一紙空談，與此同時，我們的研究成果也將沒有辦法轉化為其他學科可以利用和社會公眾可以理解的知識。所以我們需要對環境考古研究的中心問題進行轉變，以獲得一個動態的、鮮活的、發展的歷史。

三、研究方法的轉變理論與研究目標的轉變相應的需要一套與之配套的研究方法。傳統的環境考古學研究基本圍繞材料而做，因材料而做，使得許多材料的豐富內涵沒有得到充分挖掘，同時影響了研究的效率，往往造成了研究成果價值不高的局面，阻礙了我國環境考古學的發展。基于新考古學理論的環境考古學應該完成從以材料為中心到以問題為中心的研究方法的轉變。我們應該意識到，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有著更大的價值，比起圍繞材料進行分析的傳統做法，以推論或者演繹的方法“驗證假說”將給未來的環境考古學研究帶來更多的課題，同時也帶來更旺盛的生命力，為我們探索社會變遷程序的一般規律提供更加科學的支持。另外，新時期環境考古學的發展，還應該擺脫傳統上孤立的考古學發展的模式。在當今學科合流，邊緣交叉學科不斷涌現的背景下，多學科的合作已經成為不可逆的大趨勢。環境考古與生物、地質、化學、民族學、社會學等學科的融合與交流勢必將給環境考古帶來更廣闊的學科視野，給予環境考古研究課題的提出與解釋更加強大的科技和人文支撐。#p#分頁標題#e#

四、走自己的路從上世紀20年代中國的環境考古萌芽以來，我們就一直在基于國外發展的前提下發展，環境考古作為一件舶來品，受到外國的理論、方法、技術各方面的影響與制約。國外的先進理念與技術無疑為我國環境考古的快速發展帶來了極大的機遇，然而，我們還應該意識到地域與文化性差異的存在。國外的先進理論都是在基于國外大環境的背景下循序漸進地產生的，它們深深依托于自己社會文化、環境等方面的土壤，有些理論固然先進，用于我國也不一定適用。所以，在借鑒外國的理論與技術（尤其是理論）時，我們不能全盤照搬，全盤模仿，也應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例如，我國環境考古指導思想的發展就無需照搬國外逐步進行從文化歷史時期、功能———過程到過程考古的過渡，而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將后兩個理論階段一起發展，實現理論上跨越式的進步；主要基于新考古學理論發展起來的現代環境考古學也不必拘泥與新考古學的全部理論，還應該認識到新考古學理論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處，在重視研究方法科學性的同時也應該意識到歷史學的價值，正視考古學在了解人類歷史上的作用和對考古材料進行歸納和總結的重要性，并充分地意識到人類社會的復雜性和人類自身的能動性，對考古學家的釋讀能力和考古材料的信息含量有一個客觀合理的認識。最后，我們還應該在不斷地實踐中形成一套適用于中國的環境考古理論，走出有自己特色的發展道路。

伍結論

本文從國外環境考古思想史的角度入手，以學科研究理論的變遷為標準，將國外環境考古學分為了分類—描述、早期功能—過程、過程考古和景觀考古學四個階段，詳細考察了外國環境考古學從產生到成熟的發展脈絡。隨后，作者對比了中外環境考古學的發展歷程，把中國環境考古學史分為分類———描述和功能———過程階段兩期，提出了“中國的環境考古學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上都有加以改革的必要，以加強它的科學性”的觀點，同時將新考古學理論看作未來中國作為科學的、解釋的考古學理論發展的一大歸宿。在全面認識國外環境考古發展歷程以及國內環境考古的現狀與發展趨勢后，作者認為，當前的中國環境考古學處于一個重要的轉型時期，如何在這個時期實現從理論、方法到研究成果上更大的突破則很大程度上依仗于概念體系、中心問題、研究方法的轉變以及對自身道路的科學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