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文通識教育課教法調研

大學通識課教育的建設到今天已走過了十多個年頭，在這十多年中，國人對通識課教育的相關問題進行了諸多研究。查詢中國期刊網、博士論文數據庫以及優秀碩士論文數據庫，有關大學通識教育課的文章和碩士、博士論文共達600多篇，這說明大學中的通識教育課的問題已經引起了國人的關注和重視，并多有研究和討論。綜觀這些論文，主要涉及五個方面:(1)介紹國外經驗或對比國內外做法;(2)對通識教育課的歷史、現狀的概述和總結或對未來的展望;(3)通識教育課的課程設計和評價研究;(4)某門通識教育課程的個案研究;(5)某校通識教育課程改革實踐經驗介紹和總結。

這些文章中還未見有一篇是研究通識教育課的教法的。可見，通識教育課的教法問題目前關注的人還比較少。誠然，每門課都應有符合本課實際的具體的教學方法，不必每門課程都統一用一種教法，這是不符合教學規律的。然而，通過對某校的人文通識課進行調研，對該校人文通識課的教學方法的特點或規律進行總結分析時，它們是否能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示呢?尤其是在目前很少人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的情況下。本文即是通過實證調研的方式探討人文通識教育課的教法，以期獲得啟迪。

本文通過對華南理工大學2012—2013年度第二學期全校人文通識教育課的調研，目的在于探察:(1)在目前的實踐教學中，人文通識課有幾種教法;(2)這些教法各自的特點和效果如何?(3)目前的這些教法其缺點是什么，怎樣改進?為使調研全面、深入，本課題成立了6人調查組，其中5人是外國語學院英語專業2010級在校本科生，他們有些選修了人文通識課程，作為學生的他們在進行聽課和在調查咨詢時，其視角更為合理、感受更為真實，其調研結果更符合客觀實際。

調研組員們分工負責，分別在大學城校區和五山校區進行調研，采取聽課和詢問選課學生的調研方式。調研成員每人負責聽某一類課程，如中國文學、外國文學、中外文化、歷史或哲學、藝術、繪畫、音樂、影視、考古、收藏、集郵等，平均每人要聽十多門課和咨詢選課的學生，調研內容包括教學內容、目的、方法、教學效果、學生反應等。

二、人文通識教育課兩種教法的分析

華南理工大學2012—2013學年度第二學期(2013年2月～7月)共開設通識教育選修課106門220個班;本調研組調研了其中的69個班共42門人文通識教育課，其中，中外文學或文化課17門，影視、音樂、舞蹈藝術類17門，哲學、美學、歷史類課程8門。根據調研，發現人文通識課大致有兩種教法:(1)以教師在課堂展示的ppt為主要線索的口頭講述法;(2)以ppt為講述線索，輔以音頻或視頻，然后以此進行分析的綜合法，這類教法的課堂，學生注意力較為集中，在有視頻片段瀏覽的課堂里，師生互動較多。文學文化類課程以及哲學、美學、歷史類課程主要采取以ppt為講述線索的講課方式;影視、音樂、舞蹈藝術類課堂在ppt之外往往輔以音頻或視頻材料進行講授。

近40年來，語類分析，特別是對國際期刊論文的語類分析，一直是語篇分析中的一個焦點。這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國際期刊論文是前沿學術知識的集散地，也是其傳播的重要渠道。其次，它的發表與研究人員和研究機構的學術聲譽直接相關。但其作為一個獨立的、特有的語類，也有其特有的話語社團和交流機制。想要加入這一話語社團，就必須在此社團的規約下從事寫作活動。但跨文化研究發現，眾多二語或外語科研人員雖已掌握了英語的詞匯、語法等特征，但是對交際和修辭策略的使用常常達不到本族語者的期待。在語類分析的背景和理論框架下，交際和修辭的策略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在結構上，表現為語步和步階的選用;第二，在實現方式上，表現對為特定短語序列地運用。在這兩個方面中，學術界對第一個方面研究得較多，而對第二個方面研究得較少。本文從短語學的角度，對應用語言學類SSCI期刊討論部分中“結果與文獻對比”步階進行分析，希望建立這一步階和某些短語序列的關聯，為學術英語的教學提供有益的參考。

一、語步

‘語步’這一概念最早由Swales在提出語類分析時提出。Swales把語類定義為“一組交際事件，其成員共享一組交際目的。這些交際目的可以被相同話語社團的專家成員所識別……”［1］(P58)因此，語步也被命名為“用于實現連貫交際作用的語篇或修辭單元。”［2］(P228)與語步這一概念直接相關的，是步階這一概念。步階是“一起或以某種組合實現某一語步目的的多個文本片段。”［3］(P24)語步和步階的區別在于，它們隸屬于兩個不同的層次，前者對文本片段的闡述更概括，而后者更具體。換言之，步階是實現某一語步的具體修辭策略。Swales最早使用語步和步階分析了期刊論文引言部分的寫作結構，并提出了著名的CARS模型，也即“創設研究空間”模型。隨后，這一分析方法被眾多研究者不僅用來分析其它多種語類，如碩博士論文，申請信，編輯信函等的寫作結構，還用來揭示期刊論文其它部分的寫作結構。Yang和Allison借助Swales的語步和步階分析方法，分析了應用語言學領域期刊論文討論部分的寫作結構，并對其提出了一個寫作模型。［4］這一模型把討論部分描述為七個語步，它們分別是:背景知識、報告結果、概括結果、評論結果、概括研究、評價研究和研究推論。這幾個語步中，只有語步四“評論結果”是必要語步，其余都為可選語步。由此可見，這一語步在討論部分寫作中的重要地位。Basturkmen也指出，這一語步是論文討論部分最重要的一個語步，因為作者通過這個語步，表述自己對該領域知識的貢獻，并展開學術話語交流。［5］這一語步可以由四個步階來實現，它們分別是:闡釋結果、結果與文獻對比、解釋結果、評價結果。遺憾的是，Yang和Allison雖勾畫出了討論部分的語類結構模式，但并沒有對實現這些語步或步階的語言機制進行分析，而后者也是語類分析的另外一個重要組成部分。Moreno和Swales把實現語步或步階相對應的語言機制的研究稱為語言功能與語言形式的聯結研究。

二、短語學

短語學是“對詞語組合的結構、意義和使用的研究。”［7］(P31)因此，長期以來，它一直被列入詞匯學的一門子學科，用以對詞語組合而非單個單詞的研究，直到最近它才被確立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由于詞語組合的方式和長度有所不同。這些多詞組合也就被用不同的命名方式來命名。就組合的方式而言，有些多詞組合，相對固定，已成為人們熟知的習語，而有些在不同的語類中有不同的表達序列(如，正式語體表達中，常有這樣組合的表達decisionastowhether)。這些連續的或非連續的詞語組合在不同文獻中的名稱包括“詞塊”，“復現詞語組合”，“短語學單位”，“多詞表達”，“短語序列”，和“程式語”等。本文遵循李晶潔和胡文杰的研究，使用“短語序列”這一術語。［8］對短語序列的研究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傳統的，根據語意和句法，對文本進行的人工分析方法，另一種是借助于語料庫和軟件的頻率驅動方法。前一種方法為多數研究所用，因為學界對語類分析有一個共識，那就是語類分析需要業內人員人為操作，因為它是一項復雜的認知任務，而去交際目的的理解和闡釋需要涉及到復雜的理解和推斷能力，這一點計算機軟件很難做到。后一種方法于最近十幾年內開始流行，它是一種通過在語料庫中檢索出多樣的詞語組合，然后篩選出那些達到設定頻率的詞語組合的方法。前一種方法的優點是直接，由于是業內人士人工分析，對實現某一交際功能的短語序列地辨認會更加準確，也不會遺漏出現頻率低，但也同樣實現相同語篇功能的短語序列。但缺點是，它屬于勞動密集型方法，耗時耗力，因此所能分析的語料有限，而且也缺少量性的數據支撐。后一種方法的優點是，研究結果有大語料支持，也有量性的數據支撐。但缺點是，它考察語言功能與語言形式聯結的方法是間接的，因此很難把那些真正能夠反映步階語篇功能的短語序列和那些僅僅是因為高頻共現的多詞序列區分開來。其次，由于它是一種頻率研究，未達到研究所設頻率，但卻能反映相對應的語篇功能的短語序列會因此被排除在外。再次，這些研究通常把多詞組合的“多”設定為四，考察多詞組合也因此變成了考察共現的四詞組合。這一設定，忽視了兩詞或三詞，以及多于四詞的組合在實現語篇功能中的作用。如實現期刊引言部分的步階之一“表明研究之不足”的語篇功能的短語序列可以是兩詞組合，如welack。但這一兩詞組合在這種研究設計下會被排除在外。

三、短語學與語步的關聯

眾多研究表明，語言特征和修辭語步之間存在直接的聯系，短語序列自身所帶有的詞匯語法特點，能夠反映出某一語類的語篇功能。Swales是確立這一關聯的領軍人物。他不僅勾畫出了期刊論文引言部分的語步特征，還人工分析了每個語步和各步階的語言實現形式。如，他分析出語步一，“確立研究領域”，主要靠三點語言形式來實現。第一點，通過對該領域重要性的評價性陳述(itiswell－knownthat);第二點，通過提及前期研究(recently);第三點，通過引述動詞(show，establish，claim)。［2］(P89)利用相同的分析思路，語類分析家們還分析了多種語類的語步或步階的語言實現形式。在期刊論文中，由于受到Swales的影響，對其引言部分的研究最多，而對其它部分，尤其是討論部分的研究較少，對討論部分各語步或步階的語言實現形式的研究則更少。其主要原因是，這一部分語步較多，之間的結構較復雜，且語步之間的界限有時也并不清晰。這些原因都為分析具體語步和步階中的短語序列帶來了困難。因此，對這一部分短語學的研究，通常采用的都是間接的語料庫和頻率驅動的方法。這些研究中，一部分研究把整個討論部分的短語序列作為研究對象，但并不把它們對應到某個具體的語步或步階中。例如，利用語料庫方法，Gledhill發現，在期刊論文的討論部分，that大部分被用于that從句中，充當句子的補語成分，且具有評價結果或闡釋結果的語篇功能。［9］(P231)另一部分研究，根據設定的頻率，首先從語料庫中提取出短語序列，然后再把它們對應到不同的語步或步階中。例如，Le和Harrington根據一定的頻率，首先在語料庫中提取出14個關鍵詞，然后利用協同工具檢索出帶有關鍵詞的三到八詞短語序列，之后再把它們對應到“評論結果”這一語步的前三個步階中，以此用來分析這些短語序列與步階的關聯。［10］如前所述，頻率驅動的方法雖然證明了語言形式與語言功能之間的關聯，但由于其自身的缺陷，其對理論的貢獻比對教學的貢獻更大。正如Moreno和Swales所言，雖然數據證明短語序列atthesametime與“總結方法”這一語步關聯密切，但我們很難看出它們之間的必然關聯。這些缺乏微觀語境的短語序列對學術英語的教學貢獻也因此相對有限。相反，由于人工對短語序列的分析方法更機動，更全面和準確，提供的微觀語境也更多，從教學的角度說，它的研究成果對教學的幫助更大。本文從教學的角度出發，根據Yang和Allison關于討論部分的語類結構，人工分析其語步四“評論結果”中第三個步階“結果與文獻對比”中出現的短語序列，以期為學術英語的寫作提供指導。選擇這個步階的原因有二。首先，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已有文獻進行對比是期刊論文討論部分中的一個重要組成步階，它實現著重要的語篇交際目的。通過這個步階，研究者加入學科知識的對話，展示自己對學科領域的貢獻，也確立自己在本研究領域中的威信和地位。其次，眾多關于期刊論文引用模式的研究，基本使用地都是頻率驅動的方法，得出的數據都較宏觀，本文期望從微觀層面對他們的研究結果進行補充。

“范疇”一詞可以指“類型”、“范圍”。“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范疇是反映客觀事物本質聯系的思維方式,是各個知識領域的基本概念”[1]573。在認知語言學中,“范疇”“是個用途很廣且含義模糊的術語。一種事物及其類似的成員(如椅子)可以構成一個范疇,一類事物(如家具)及其包含事物可以構成一個范疇”[2]55。因此,認知語言學中的“范疇”是指“事物在認知中的歸類”[2]55。“同一范疇的成員總是具有相近或相似的本質屬性,在認知語言學上稱之為家族相似性”[3]90。同一范疇內不同的成員共同特性的多寡是不同的,因此,同一范疇的不同成員之間的地位也是不同的。一個范疇中具有更多共同特性的成員是該范疇的典型成員或中心成員,即原型,其他成員則是該范疇的非典型成員或邊緣成員。范疇內部各成員之間的邊界是漸近的、模糊的。范疇中的邊緣成員還往往帶有相鄰范疇的某些特性,因此,范疇與范疇之間的界限或邊界往往也是不清晰的或模糊的。漢語外來詞也是這樣一個具有模糊性的范疇,這就是漢語外來詞范疇某些成員的外來詞資格有爭議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擬從外來詞語言文化二重性的視角,運用原型范疇理論和模糊理論,對漢語外來詞范疇加以探討。   一、漢語外來詞范疇研究現狀   從語言文化二重性的角度來探討漢語外來詞范疇的學者主要有史有為教授和李彥潔博士。史有為教授在其專著《漢語外來詞》(2000)中,對漢語外來詞的語言文化二重性進行了模糊量化分析,并根據量化結果討論了外來詞范圍問題。李彥潔博士在其博士論文(2006)中,對漢語外來詞的范疇進行了研究,文中對漢語外來詞進行了重新分類,對其語言文化二重性進行了模糊量化分析,并對各類外來詞對漢語外來詞范疇的隸屬度進行了研究。   (一)語言文化二重性模糊量化分析   史有為教授在《漢語外來詞》第三章“外來詞的性質”中提出外來詞的語言文化二重性概念。外來詞是不同民族間語言文化接觸的產物。漢語外來詞承載著外民族和漢民族兩種語言文化信息。“兩種語言文化在外來詞上的融合自然就造成了外來詞的語言文化二重性”[4]114。   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因素與固有因素各不相同,因此,各類外來詞在漢語外來詞范疇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史有為教授從模糊理論的視角采用量化手段,分析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因素和固有因素的多寡,以確定漢語外來詞的范疇。該研究將外來詞構成因素分為三類:內容,形式,文字。三類構成因素又細分為五項:詞義,詞音,構成,詞形,字形。書中將兩種語言文化因素各自的分值定為0—10分。各項的分值分別為:詞義(2分),詞音(5分),構成(1分),詞形(1分),字形(1分)。   史有為教授對包括意譯詞在內的22種外來詞進行了量化分析,“如果連上漢語固有詞和外族詞這兩個極端,則整個系列就有24種,形成一個由固有詞到外族詞的完整的連續系統”[4]117。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對漢語外來詞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幾類外來詞進行探討。按照史有為教授的表中所列,其順序分別是:純意譯,仿譯,日語音讀,日語訓讀,音譯+意譯,諧意音譯,純音譯,拼音借形詞。在史有為教授的列表中,表中各類外來詞依其外來因素和固有因素的消長排列,構成一個連續統一體(continuum)。根據不同種類的外來詞的得分情況,我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區分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因素與固有因素的多寡,判斷它們在外來詞系統中的位置及其外來詞資格問題。   (二)運用原型范疇理論與模糊理論的分析   李彥潔在其博士論文《現代漢語外來詞發展研究》第二章“漢語外來詞的范疇”中,對漢語外來詞語言文化二重性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他在肯定史有為教授研究的價值的同時,指出了該研究在分類方面、評分方面和結論方面的一些不足。李彥潔認為其在分類方面雖然已經比較詳細,但仍有某些種類不能包括進去,而在打分方面由于一人打分,不能有效地避免主觀性。他還針對這些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討。   李彥潔博士的論文根據漢語吸收外來詞的“音譯、意譯、形譯三種基本形式”[5]37之間不同的結合方式派生出的各種處理方式,確定出22種漢語吸收外來詞的方式。文中根據原型理論確定漢語外來詞中純音譯詞是“外來詞范疇的核心部分,典型的外來詞,是外來詞的原型”[5]35,然后運用模糊數學的方法,對這些詞進行量化評分。為了使量化結果更為直觀,李彥潔博士還以音譯詞為原型,進行了各種外來詞對漢語外來詞集合的隸屬度的研究,最后采用截集的方法確定外來詞的范疇,得出結論:意譯詞和仿譯詞不屬于外來詞[5]55。   并對外來詞作出了相應的定義。   二、上述研究的價值與不足   (一)上述研究的價值   史有為教授提出的漢語外來詞“語言文化二重性”這一概念,明確揭示了外來詞所具有的外來語言文化因素和固有語言文化因素,他進一步從模糊角度對各種外來詞“語言文化二重性”進行了量化分析,揭示了兩種語言文化在漢語外來詞中的融合及各種外來詞所具有的“語言文化二重性”的程度。對外來詞語言文化性質的研究和外來詞范疇的確定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李彥潔博士在探討漢語外來詞的范疇時,運用語言學原理探討了漢語外來詞的類型,運用模糊數學的方法對外來詞的“語言文化二重性”進行了量化分析,并對外來詞集合進行了隸屬度研究,使得漢語外來詞語言文化二重性的研究更為深入、更為具體,拓寬了漢語外來詞范疇的研究視野,對漢語外來詞范疇的確定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二)上述研究的不足之處   史有為教授和李彥潔博士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在語言文化二重性量化分析中詞義賦分太低。量化分析中對“詞義”一項只賦2分,而“詞音”一項是5分,兩項分值差別太大,顯然失之偏頗。第二,對外來詞的文化因素考慮不足。上述研究中的“語言文化二重性”包括詞義、詞音、構成、詞形、字形等五個方面,可以認為這些方面都屬于語言方面。因此,上述研究中的“語言文化二重性”也可稱為“語言二重性”。#p#分頁標題#e#   三、漢語外來詞范疇的重新審視   漢語外來詞范疇中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語言文化因素和本民族語言文化因素的不同決定了它們在外來詞范疇中的地位也不相同。上述兩位專家關于外來詞語言文化二重性的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但是,兩位專家在研究語言文化二重性時都是將語言文化作為一個整體考察的。雖然語言與文化密切相關,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種特殊文化,但是語言與文化又各有其獨立的內涵,它們對外來詞的影響途徑也是不同的。本文試圖將外來詞的語言二重性和文化二重性區分開來,分別探討。   (一)漢語外來詞范疇的模糊性   世間萬物是紛繁復雜的,客觀世界中各種事物的類屬分界與性態有其不確定性。同時“人類自身的認知機制本身就有著這樣那樣的局限,因而對范疇的劃分常常也是不明確的,帶有一定的模糊度”[3]89。因此,范疇往往是模糊的,相鄰的范疇之間常常有交叉或重疊部分,處于這些部分的事物,它們的類別歸屬是模糊的,不明確的,具有“亦此亦彼”的特征。   動物分類中有“鯨魚不是魚”的說法,因為雖然鯨生活在海洋里,但它卻具有“用肺呼吸”和“胎生”的特性,屬于哺乳動物。伍鐵平教授的《模糊語言學綜論》一文中談到亦果亦蔬的西紅柿。“一對概念之間常常存在一些介乎兩者之間的現象。例如在水果與蔬菜之間,蘋果和梨等可稱為典型的水果,無花果就不那么典型,西紅柿則介乎于水果和蔬菜之間”[6]89。在食物與藥物之間也有許多“亦此亦彼”者。就像山藥、山楂、姜、大棗等,這些都是我們平時常用的食物,它們又是很常用的中藥材。它們具有食物與藥物雙重身份,我們既不否認它們是食物,也不否認它們是藥材。   漢語外來詞范疇也是一個具有模糊性的范疇。尤其是從外來詞語言二重性來看,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語言因素和漢語固有語言因素是不同的。處于外語和漢語之間的漢語外來詞范疇,一頭連著外語詞,如拼音借形詞,一頭連著漢語詞,如意譯詞。其邊界是模糊的,處于兩端的邊緣成員具有“亦此亦彼”的特征。但是,從文化二重性來看,則情況有所不同,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文化因素和本民族文化因素并不因其類別不同而不同。   (二)漢語外來詞語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分析   1.漢語外來詞語言二重性模糊量化的依據   外來詞作為異文化的使者,帶有外民族和本民族兩種語言文化因素,在語言方面表現為外來詞的語言二重性。對外來詞語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主要依據外來詞的構成要素來進行。高明凱、石安石認為:“詞除了具有一定的語音特征之外,必須具備一定的意義。”[7]105這一論述強調了詞的語音和意義。葉蜚聲、徐通鏘認為:“語言是音義結合的符號系統。   詞是語言中能夠獨立運用的最小符號。”[8]138這一論述除了強調詞的語音和意義之外,還強調它是一種“符號”。符號自然是書面符號。人類語言自從有了文字就具有了音、義、形三個方面的要素。   詞是能夠獨立運用的最小語言單位,它的構成要素有音、義、形三個方面。其中音和形屬于形式,音是語音表現形式,形是書面表現形式,包括詞形、字形、結構;義則是內容,是詞所表現的意義。音和形與義之間的關系是形式和內容的關系。辯證唯物主義認為內容決定形式。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往往是因為先有新的概念、新的物品在不同民族間傳播,然后才在新的文化中以適當的語音和書寫形式形成新詞。如此看來,在外來詞形成過程中意義是非常重要的,是外來詞的核心。沒有意義,文化傳播將成為不可能,外來詞將無從產生。   由此看來,外來詞的意義在外來詞的音、義、形三方面要素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視的,其重要性不亞于外來詞的音與形兩個方面。筆者認為,鑒于外來詞意義的重要性,我們在對外來詞的語言二重性進行量化分析時應適當提高詞義的分值。   2.漢語外來詞語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   模糊現象是一種客觀存在,它決定了人們對事物認識的模糊性。但是,人的認識對事物類別的劃分又有一定的影響作用。如人們從什么角度認識該事物,人們在判斷其分類時依據什么標準,采取什么方法,都會對事物類別的劃分產生直接的影響。   為避免量化賦分的主觀性,我們采用了問卷調查的方式。我們做了兩種問卷,問卷一用來調查有關專家對外來詞的音、義、形各方面分值范圍的意見。調查對象有中文系講授現代漢語等課程的相關研究者五人,外語系講授翻譯課程和語言學課程的相關研究者六人。通過問卷調查,各類外來詞分值范圍被確定為:詞音4分,詞義和詞形各占3分。問卷二用來為外來詞的音、義、形每一項打分。我們在上述人員中發放問卷,分別賦分,得出下表所示結果。   從表中可以看出,純意譯詞外來因素最低,固有因素最高,處于外來詞集合中連接漢語詞的一端。拼音借形詞外來因素最高,固有因素最低,處于外來詞集合中連接外語詞的一端。中間幾類外來因素和固有因素逐漸變化,構成一個連續統一體。由于分值分配有變化,各類外來詞的外來因素和固有因素得分與本文前表(史有為教授列表)相比略有變化。   如純意譯詞的外來因素提高了0.5分。拼音借形詞的固有因素降低了1.5分。但總體來說,表中反映出的各類外來詞的相對位置與本文前表基本一致。   3.漢語外來詞集合的隸屬函數   從上表對漢語外來詞語言二重性的量化統計中,已經可以看出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因素與固有因素的程度。為了進一步探討各類外來詞在漢語外來詞范疇中的地位,下面根據上表中對漢語外來詞語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運用認知語言學的原型范疇理論,確定外來詞范疇的原型,構造漢語外來詞的隸屬函數。   “原型是物體范疇最好、最典型的成員”[2]60,是“處于中間部分的”成員[6]89。因而,確定“原型”時,應在外來詞范疇的“中心區域”選擇。所選原型所含外來因素和固有因素應該分別接近它們的平均數,更重要的是兩種因素分值應該相近或相同。這樣才能夠代表外來詞范疇的基本特征,才能夠作為漢語外來詞范疇的“原型”。#p#分頁標題#e#   在漢語外來詞范疇中,“拼音借形詞”是音、義、形同時借用,外來因素最高。但它同時也是完整的外語詞,在漢語外來詞集合中處于連接外語詞一端的位置,因而不能作“原型”。音譯詞是漢語外來詞集合中標志性比較強的一種外來詞,外來因素較多,固有因素較少,在漢語外來詞范疇中處于接近外語詞一端,也不適合作“原型”。從上表來看,“諧意音譯”詞最符合條件。它是漢語外來詞中的理想形式之一,也是外來詞研究的重點之一。它的外來因素和固有因素相同,也比較接均值。可以認為它在外來詞集合中處于“中心區域”。因此,本文以諧意音譯詞為“原型”來構造漢語外來詞集合的隸屬函數。   設外來詞范疇為模糊集合A,那么,諧意音譯詞為原型a1,其他元素分別為a2、a3、…、a8。以諧意音譯詞為核心,以上表中的外來因素為x,固有因素為y。用坐標系方法計算出其他7種元素與諧意音譯詞的距離。然后,根據這一組數值,用倒數法求出各元素與諧意音譯詞之間的相似度,作為它們對外來詞范疇的隸屬度。然后按照該距離和隸屬度順其次是音譯+意譯詞,然后是日語音讀詞和日語訓讀詞,二者隸屬度相同。隸屬度較低的有仿譯詞、意譯詞和拼音借形詞,拼音借形詞隸屬度最低。   外語中有很多同類的詞,但進入漢語并成為穩定成員的拼音借形詞只是少數。《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中收入“西文字母開頭的詞語”一百多個[9]1831,它們在漢語中出現頻率較高,被接受為漢語外來詞。純意譯詞處于連接漢語詞一端。只有在引入新的概念、新的物品時,因意譯而產生的新詞才是外來詞。而且部分純意譯詞隨著它代表的概念和物品一起本土化以后,人們已經感覺不到它們是外來詞。仿譯詞比意譯詞隸屬度稍高一點,也處于接近漢語一端的位置。這一結果與前面兩表的結果是一致的。整體來說,從漢語外來詞的語言二重性來看,在外來詞范疇中拼音借形詞、意譯詞和仿譯詞屬于邊緣外來詞。   (三)漢語外來詞的文化二重性的量化分析   1.漢語外來詞文化因素的消長   外來詞是異域文化的使者,是文化交流的產物。在文化交流中,外來詞帶著外民族文化因素進入本民族中并獲得新的文化因素,構成外來詞的雙重文化因素,亦可稱之為外來詞的文化二重性。   一切事物都處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之中,外來詞也是一樣。外來詞一旦形成并進入日常使用之中,成為本民族語言的一部分,就會在使用中不斷發展變化,其文化因素也在不斷變化。下面我們從動態的視角來考察一下外來詞文化因素的發展變化。   從外來詞的文化含義來看,各種外來詞的外來文化因素與本族文化因素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如音譯詞“沙發”,其英文sofa原意是“至少供兩人坐的長沙發”[10]1443。而漢語中“沙發”的意義已經演變,可指各種各樣、大小不同的“沙發”。   其含義在原英語詞sofa的含義的基礎上有所延伸,它的西方文化意義也在淡化。沙發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坐具,融入漢民族文化之中,獲得了漢民族文化因素。再如,“夾克”譯自英語的jacket,但與jacket的意義有所不同。在現代漢語中它指“一種長短只到腰部,下口束緊的短外套”[9]652。英語中的jacket是指“夾克”、“短上衣”[10]798。實際上包括漢語中的“夾克衫”和“西裝”。《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對它的圖解是一件“西裝”[10]798。由此可見,“夾克”一詞的意義已經發生變化。   有的意譯詞卻有著濃厚的西方文化色彩。“圣誕節”作為一個意譯詞,早已經進入《現代漢語詞典》。近些年來,圣誕節前后在中國也有很多活動開展,“圣誕老人”、“圣誕樹”等隨處可見。然而,“圣誕節”代表的仍是一種西方文化,并非我們自己的節日。“總統”、“議會”等詞最初被音譯為“伯理璽天德”、“巴力門”。后來,意譯詞代替了音譯詞,但其代表的依然是西方某種社會制度,對中國大陸來說仍然是異域文化,語言是漢語化的語言,卻并沒有獲得本土文化因素。   來自日語的音讀詞“手續”一詞,已經成為漢語中的常用詞。《現代漢語詞典》對它的釋義是“(辦事的)程序”,并舉例“報名手續│借款手續│辦理轉學手續”[9]1256。但是,手續和程序顯然是不能畫等號的。比如我們可以說“辦手續”或“辦理轉學手續”,卻不能說“辦程序”或“辦理轉學程序”。顯然,這里“辦手續”是指“按程序辦理相關事宜”。如果在網上輸入“手續齊全”,可以搜索到上千條有關信息。顯然這里的“手續”已經具體化為“按程序辦好的相關證明文件等資料”。   如此看來,“手續”一詞的含義及用法在漢語中別的詞已經無法替代。而同為日語音讀詞的“物語”,在漢語中卻使用范圍很小。《漢語外來詞詞典》對它的釋義是“童話,故事”[11]364。   但是因為漢語中有“童話”、“故事”等這樣的同義詞在廣泛使用,所以“物語”一般僅限于與日本的“物語”有關的表述中,對漢語的影響不大,無法獲得很多漢語的本土文化因素,至今沒有進入《現代漢語詞典》。其他種類的外來詞也有很多類似的情況。由此可見,外來詞文化因素的多寡并不是由其譯入方式決定的。音譯詞也可能失去或部分失去其外來文化因素,意譯詞也可能保留其外來文化因素。同一類詞中,有的詞沒有廣泛流行開來,有的詞卻得到廣泛使用。這與它們代表的物品或概念的本土化狀況有直接的關系。   2.漢語外來詞文化二重性量化分析   為了更清楚地認識各類外來詞文化因素的發展變化與本土化程度,我們將上述幾類外來詞引入時的文化因素與現在的文化因素對比,進行量化分析。我們再次邀請了前述接受“語言二重性”問卷調查的十一位有關研究者,經過討論將文化因素的分值定為0—10分,然后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如下表。#p#分頁標題#e#   由表中可見,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文化因素與本民族文化因素的多寡主要取決于其本土化程度,取決于它們進入漢語以后的發展變化及文化因素的消長,而不是取決于其引入方法。同類的外來詞由于本土化程度的不同,所失去的外來文化因素及所獲得本民族文化因素也可能不同。外來詞的文化二重性,展現了同類外來詞內部詞之間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各類外來詞類別之間的差異,展現了外來詞范疇中各成員之間在文化層面的相似性。   四、結語   綜上所述,漢語外來詞是一個具有一定模糊性的范疇。   從外來詞的語言二重性來看,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因素和固有因素各不相同,因而它們在漢語外來詞范疇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在漢語外來詞范疇中,諧意音譯詞的外來因素與固有因素相同,也分別接均值,處于范疇的“中心區域”。   本文以諧意音譯詞為原型來構造漢語外來詞集合的隸屬函數,計算其他各類外來詞與原型之間的距離及它們對外來詞集合的隸屬度。從計算結果可以看出隸屬度較低的有拼音借形詞、意譯詞和仿譯詞。從外來詞的文化二重性來看各類外來詞所含兩種文化因素的多寡主要取決于它們的本土化狀況。外來詞的文化二重性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各類外來詞之間的差異,展現了外來詞范疇中各成員之間的家族相似性。綜合起來看,漢語外來詞集合中每一類詞都屬于外來詞范疇涵蓋的對象。但是,不能否認漢語外來詞范疇中各類外來詞的地位是不同的。諧意音譯詞處于中心區域;純音譯詞、音譯+意譯詞、音讀日詞、訓讀日詞都處于接近中心的區域;拼音借形詞、意譯詞和仿譯詞處于邊緣地帶,是漢語外來詞范疇中的邊緣成員。

摘要:人工智能新的浪潮正在教育領域引發深層次的變革，技術正在重塑教育的形態。教育人工智能的發展問題歸結為處理誰來研究、在哪研究、研究什么、研究成果等問題的4W模型。通過對2017—2019年公開的論文和專利等文獻的檢索與分析，反映出教育人工智能的學術研究和科技創新總體上成果頗豐，在關鍵技術上側重于學習算法的研究，而在應用領域更加關注智能機器人和教育游戲;相較于企業，高校的研究占據了主導地位。

關鍵詞:教育人工智能;文獻分析;4W模型;產業發展

人工智能的概念是1956年在美國達特茅斯學院確立的，指讓計算機像人那樣思考、學習和認知，即用計算機來模擬人的智能［1］。大數據智能的出現、群體智能引起的關注、混合智能在人機一體化技術中的引入、跨媒體智能的興起、無人系統的迅速發展等都初步嶄露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的鋒芒。

一、研究背景

人工智能已逐漸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多個國家已將人工智能提升為國家戰略，出臺了相關政策和規劃，力爭搶占科技的制高點。2017年，國務院首次將人工智能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同年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部署了我國發展人工智能的重點任務。工業和信息化部隨即印發《促進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全力助推人工智能的發展。2018年，教育部印發《高等學校人工智能創新行動計劃》。旨在進一步提升高校人工智能領域科技創新、人才培養和服務國家需求的能力。人工智能新的浪潮正在教育領域引發深層次的變革，技術正在重塑教育的形態。在此背景下，研究如何應用新技術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發展概況與文獻綜述

2006年Hinton等人提出的深度學習技術拉開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序幕。ImageNet競賽代表了計算機智能圖像識別領域最前沿的發展水平，2015年基于深度學習的人工智能算法在圖像識別準確率方面第一次超越了人類肉眼，人工智能實現了飛躍性的發展。伴隨著機器視覺的研究獲得前所未有的成功，深度學習在語音識別、數據挖掘、自然語言處理等不同研究領域相繼取得突破性進展。2016年，微軟將英語語音識別錯詞率降低至5.9%，可與人類相比肩。如今，人工智能已由實驗室走向市場，無人駕駛、智能助理、新聞推薦與撰稿、搜索引擎、機器人等應用已經走進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教育人工智能領域已經涌現出一批相關研究，閆志明團隊概括了人工智能的內涵、技術與應用等內容，側重對美國政府兩個人工智能報告的解讀，分析了教育人工智能的內涵、關鍵技術與應用趨勢;探索了機器學習在教育中的應用［2］;賈積有探討了人工智能教育應用的熱點問題［2］;唐燁偉團隊分析了人工智能與STEM等課程的融合［4］;吳永和團隊構筑了人工智能+教育的生態系統［5］。

在深入學習貫徹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精神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大背景下，2011年3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印發了《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學位〔2011〕11號)。此次印發的是調整后的學科門類和一級學科目錄。在過去的幾年中，有關兒童文學的學科定位和內涵發展，已經有許多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推動了兒童文學學科建設的發展。本文試圖結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國內外兒童文學學科發展的一些經驗，對我國兒童文學的學科設置問題做一番探討。   首先，從國內外設置兒童文學學科的狀況和發展情況來看，兒童文學學科是關系到民族閱讀能力提升和國家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和教育理論問題。   在我國國家標準GB/T13745—1992《學科分類與代碼》中，“中國兒童文學”是“文學”下的二級學科;在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申報數據代碼表》中，“兒童文學”是“中國文學”下的二級學科。   近些年來，我國每年也都會有若干兒童文學研究的項目獲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立項資助。例如2011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中，涉及兒童文學研究的，分別是“中國兒歌的審美藝術與現代演進”、“現當代美國少年小說類型研究”、“20世紀中國幼兒文學史論”、“西方兒童文學的中國化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現當代美國科幻文學研究”、“中美科幻小說發展機制比較研究”等。   在美國教育部2010年版的《高等教育學科分類目錄》(ClassificationofInstructionalPrograms，簡稱CIP)中，兒童與青少年文學(Children'sandAdoles-centLiterature，編號為23．1405)是英語語言及文學(EnglishLanguageAndLiterature/Letters)學科門類下，文學(Literature)一級學科中，與總體文學(Gen-eralLiterature)、美國文學［AmericanLiterature(U-nitedStates)］、加拿大文學［AmericanLiterature(Canadian)］、英國及其他英語文學［EnglishLitera-ture(BritishandCommonwealth)］相并列的二級學科。它的宗旨在于“關注兒童及青少年文學的學術研究，以促進教師、圖書館員、出版者、圖書經營者和寫作者的專業工作，也包括對某個時代、某種體裁的文學研究，作家論，文學批評，以及對各種文學文本、對書籍裝幀設計者、對兒童電影的研究”。同時，還在圖書館科學(LibraryScience)門類，圖書館科學與管理(LibraryScienceandAdministration)一級學科 下專門設置了兒童與青少年文學服務(ChildrenandYouthLibraryServices，編號為25．0102)的二級學科。這一國家行為，足以彰顯美國對兒童文學發展、對兒童閱讀的高度重視，也顯示出了兒童文學、兒童閱讀對國家未來發展的長遠意義，值得我們借鑒和警醒。   在我國1997年頒布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中，沒有兒童文學學科的存在。因此，長期以來，在實際兒童文學研究生培養中較為通行的辦法是掛靠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等二級學科之下進行招生。例如:在201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中，北京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都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中招收兒童文學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而在2012年碩士研究生招生中，除北京師范大學自主設置兒童文學二級學科、下設兒童文學研究和科幻文學研究兩個方向外，上海師范大學、浙江師范大學、中國海洋大學、東北師范大學、沈陽師范大學、蘭州大學、安徽大學等高校也都是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下招收兒童文學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生，浙江師范大學還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下招收外國兒童文學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生。這就是在現行學科制度中，我國兒童文學學科所面臨的現實處境。方衛平認為，“這一安排既為兒童文學學科在主流學術制度設計中爭取到了最基本的生存權利和發展空間，在事實上也維系了當代兒童文學學科在各項學術指標和制度建設方面的最基本的學術體面”，但是“從兒童文學研究的內部知識構成和學科組合上看，它同樣包括了兒童文學基本理論、中外兒童文學史、比較兒童文學等分支領域”［1］。因此在總體定位上，筆者認為，包含兒童文學研究與兒童閱讀推廣研究等內容的兒童文學學科，應該成為“中國語言文學”(0501)或“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1205)等一級學科之下的二級學科。   這樣的看法是實事求是的。雖然不能排除兒童閱讀成人書籍和成人喜愛兒童文學的可能性的存在，也不能說兒童文學和成人文學在藝術上沒有相通之處，但是，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是，兒童文學作為一個概念在現代社會之所以成立，是因為現代兒童文學的預設讀者首先是兒童。在學科設置中沒有兒童文學的存在，實際也就是對人生旅程中十幾年的閱讀生命的漠視。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更可以理解美國《高等教育學科分類目錄》(CIP)中，要在文學(Literature)、圖書館科學與管理(LibrarySci-enceandAdministration)兩個一級學科之下設置兒童與青少年文學二級學科，也可以從中體會到美國從國家總體戰略的層面對兒童閱讀的重視程度。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下文簡稱《綱要》)提出的戰略目標認為，“到2020年，基本實現教育現代化，基本形成學習型社會，進入人力資源強國行列”。“學習型社會”、“終身教育體系”這樣的一些提法，包含了成人因為職業發展需要參加成人教育和培訓，以期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這樣的功利性目的。而學習和閱讀作為一種享受審美愉悅的過程，一種人生的姿態，當然也是一個國民素質培養、造就和提高的過程。《綱要》指出“加強美育，培養學生良好的審美情趣和人文素養……促進德育、智育、體育、美育有機融合，提高學生綜合素質，使學生成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也正是看到了美育在培養合格、健全的國民素質中的重要作用。   而閱讀恰恰是美育的重要方面，同時美育、閱讀也是與“生命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等等命題息息相關的。兒童閱讀能力的提升對兒童的成長，對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又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是我們所面臨的事關民族未來的“重大現實問題”，也是中國國家軟實力和競爭力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是正是從這個方面講，從與世界比較的眼光來看，中國的兒童閱讀整體上還是缺乏的。正如梅子涵起草的第4屆21世紀中國兒童閱讀推廣人論壇《鄭州宣言》(2010年)所指出的那樣:“很嚴格地說，中國兒童的文學閱讀，童話閱讀，在世界的景象中，屬于貧窮。很嚴格地說，中國兒童的文學閱讀，童話閱讀，只是在很少很少的城市，很少很少很少的學校，很少很少很少很少的家庭開始了，進行著，而更多的地方，還是深夜熟睡，懵懵懂懂。所以，仍舊貧窮。很嚴格地說，中國兒童的文學閱讀，童話閱讀，捧在手里的，是經得起撫摸、珍惜的，書頁中飄出的味道是純正的真快樂、真智慧、真詩意的，仍舊很稀少，很零零落落。這照樣還是貧窮。所以，請注意，我們要認識‘貧窮’這個詞，我們要很真實地看著它，要繼續行動。要熱情持續，行走持續，大聲疾呼持續，大聲朗讀持續，娓娓講述持續”。事實上，閱讀習慣的養成，更多的依賴于童年時期的閱讀習慣和體驗，也仰仗于兒童文學學科地位的建立。詹丹就認為，兒童文學不僅僅是閱讀而已，其實它是一門學科，應當從學科的角度認識它的作用，給兒童文學以學科的地位，對于兒童閱讀的推廣具有深遠的意義。［2］#p#分頁標題#e#   從某種意義上說，似乎探討兒童文學學科設置問題，有些杞人憂天，好像現有的狀況，對兒童文學的發展來講，產生的也許并不都是負面影響，就像韋勒克所說的比較文學學科中“更為廣闊的視野和敏銳的眼光完全可以彌補缺少多年專門研究的不足”［3］。但是，從中國教育事業的宏觀角度來看，問題就不是這么簡單了。學科設置和目錄常常是各個學科發展的“頂層設計”，也是對國家發展全局在教育層面和人才培養層面的“頂層設計”。我們在看到兒童文學學科現有的發展水平的時候，還是需要想一想，這是在兒童文學學科多么被忽視的情況下取得的。從全局來看，兒童文學學科在極少數高校取得的長足發展的同時，在絕大多數高校中，對這個第2期齊童巍:中國兒童文學學科設置研究11預設讀者的年齡跨度達十幾年、對培養一生的閱讀習慣和人生姿態十分重要的學科，基本是空白和漠視。這不能不說是學科設置中的一個缺憾。《綱要》指出:“加強教育宏觀政策和發展戰略研究，提高教育決策科學化水平……研究和回答教育改革發展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促進教育事業科學發展”。   實際上，兒童文學學科發展就是一個關系到民族未來發展的現實問題和教育理論問題，兒童文學學科設置也是我國兒童文學發展和提升國民素質的“頂層設計”。有了兒童文學的學科名目，兒童文學才有可能在更多的學術土壤中得到良性發展，也能為兒童文學的發展提供更為良好的環境。因此，筆者希望能有更多的有識之士加入到這個討論中來，為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盡自己的一份心力。   第二，在實際發展中，我國兒童文學學科已經有了相對獨立的專業知識體系，已形成若干相對明確的研究方向。   我國兒童文學學科在現行的學科體制中，因勢而為，在不同高校已經取得了不同情況的長足發展，形成了較為完整、獨立的學科知識系統，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出現了兒童文學基本理論、中外兒童文學史、當代兒童文學思潮、圖畫書研究等領域眾多的研究成果。［1］   從學科知識體系建設來看，“兒童文學是具有自己獨立學科體系的，它包括兒童文學理論、兒童文學文體學、中國兒童文學、外國兒童文學、民間兒童文學、兒童文學與兒童教育、兒童心理學等”［4］。而學科知識的積累、學科體系的形成是一個學科發展的基石。“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兒童文學學術建設在視野、話題、方法、知識生產、學科推進等方面，顯然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1］。這在已有的授予博士學位的兒童文學研究學位論文中也有體現，如《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1999年)、《“訓誡”到“交談”———中國新時期童話創作發展論》(2003年)、《兒童文學的童年想象》(2004年)、《兒童的發現與中國現代文學》(2004年)、《近二十年來中國小說的兒童視野》(2004年)、《論現代文學與晚清民國語文教育的互動關系》(2004年)、《植物與兒童文學研究》(2005年)、《中西童話的本體論比較研究》(2005年)、《幻想世界與兒童主體的生成》(2005年)、《中國發生期兒童文學理論本土化進程研究》(2006年)、《輕逸之美———對兒童文學藝術品質的一種思考》(2006年)、《傾空的器皿———成年儀式與歐美文學中的成長主題》(2006年)、《童年再現與兒童文學重構———電子媒介時代的童年與兒童文學研究》(2006年)、《荊棘路上的光榮———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論》(2006年)、《成長之性———中國當代成長主題小說的文化闡釋》(2006年)、《論中國當代兒童電影的基本精神》(2007年)、《出版文化視野下中國當代兒童文學———以20世紀90年代末至今為個案》(2007年)、《雅努斯的面孔———魔幻與兒童文學》(2007年)、《女性創作與童話模式》(2007年)、《馬克•吐溫青少年題材小說的多主題透視》(2007年)、《格林童話的產生及其版本演變研究》(2008年)、《晚清兒童文學翻譯與中國兒童文學之誕生———譯介學視野下的晚清兒童文學研究》(2008年)、《論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初期(1917年至1927年)的外來影響———以安徒生童話為個案》(2008年)、《論兒童文學的教育性》(2008年)、《中韓現代兒童文學形成過程比較研究》(2008年)、《1949—1999年中國的圖畫書》(2009年)、《當代兒童文學的十年———1966—1976年兒童文學史研究》(2009年)、《類型視野中的兒童幻想電影研究》(2009年)、《偽滿時期的蒙古族兒童文學研究———以偽滿洲國蒙古文機關報為中心》(2009年)、《兒童文學的游戲精神》(2010年)、《中國現當代幻想文學研究》(2010年)、《另一種現代性訴求———兒童文學中的圖像敘事》(2011年)、《日本兒童文學中的傳統妖怪》(2011年)、《論安徒生童話里的“東方形象”》(2011年)等。這里僅依年份粗略梳理了各個年份授予學位的兒童文學研究博士論文，而沒有列舉出所有相關的學位論文選題。但是從中可以看出，作為學科積累重要組成部分的博士學位論文的寫作，近年來在兒童文學基本理論、兒童文學史、比較兒童文學與外國兒童文學、兒童文學與教育等各個研究方向上的廣泛而深入的掘進，已使得兒童文學研究呈現出日漸豐富和成熟的多元化趨勢與面貌。   第三，社會對兒童文學學科有很大規模的人才需求。   最近這些年，兒童圖書出版事業飛速發展，其碼洋在整個出版業中所占的比率越來越高，成為出版業中增速最快的業務。“中國少兒出版在經歷了十多年的10%以上，甚至15%的環比高速發展后，2010年繼續以兩位數的增長率‘領漲’中國出版業”［5］。行業的高速發展，也對兒童文學專門人才提出了新的更大的需求。王泉根教授就曾撰文指出，兒童文學專業“畢業生大受用人單位的歡迎，還有用人單位已經向明年畢業的兒童文學研究生‘訂貨’了”，因為“全社會關注下一代健康成長的力度也越來越大，涉及到下一代成長的相關用人單位，學校、少兒出版社、報刊雜志、影視傳媒動漫等，都急需懂得兒童文學、兒童閱讀、兒童心理的專業人才”［6］。另外，《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將“閱讀淺近的童話、寓言、故事”，“誦讀兒歌、兒童詩和淺近的古詩”列入了語文課程的學段目標之中，并在“關于課外讀物的建議”中列出了“童話，如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葉圣陶《稻草人》、張天翼《寶葫蘆的秘密》等”以及寓言、故事、中外童謠、兒童詩歌、“科普科幻作品，如儒勒•凡爾納的系列科幻小說”等等。［7］#p#分頁標題#e#   這對小學教師的兒童文學素養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在師資培養中，重視兒童文學學科知識的傳授。而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說，兒童文學和那些預設讀者并非兒童的文學是血脈相通的。兒童閱讀習慣和興趣的培養，對整個語文教學都有著奠基性的作用。詹丹就認為現在沒有把語文教材中的文學作品當作文學作品來教是一個突出問題，其根源與兒童時期缺少人文性的閱讀有關。［2］   第四，經過60多年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的發展，我國兒童文學研究生的培養實踐已經初具規模。   我國兒童文學研究生的培養開始于1979年。   方衛平指出:“1979年，當時的浙江師范學院在中國當代大學的人才培養體制中首次招收兒童文學碩士生，相隔20年之后，1999年，朱自強在東北師范大學以學位論文《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獲得了文學博士學位，成為當代中國大陸第一位以兒童文學研究論文獲得博士學位的研究者。進入21世紀以來，北京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以及臺東大學先后招收并培養了多名兒童文學博士研究生，將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高端人才的培養，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1］。2008年開始，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又創新地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下培養兒童文學研究生。這些兒童文學研究生的培養實踐也為兒童文學學科的發展、壯大、成熟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在課程體系建設方面，2009年9月“兒童文學課程體系的建設與實踐”項目獲得了教育部第六屆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二等獎。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是授予在高等教育教學工作中做出突出貢獻、取得顯著成果的集體和個人，在總體上代表了當前我國高等教育教學工作的最高水平，充分體現了近年來我國在高等教育教學改革方面所取得的重大進展。   兒童文學課程體系的建設與實踐進入教育部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顯示了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兒童文學學科積累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依據《關于做好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二級學科自主設置工作的通知》(學位辦〔2011〕12號)，2011年9月15日至10月15日，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學學科作為涉及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教育學三個一級學科的自主設置交叉學科，在教育部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信息網“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二級學科自主設置信息平臺”進行了公示。根據該論證方案，我們看到該校兒童文學學科的研究和招生方向將進一步細化為中國兒童文學、比較兒童文學與世界兒童文學、兒童文學與兒童文化三個方面。這也是二級學科設置自主權交給高校的新形勢下，兒童文學學科發展所面臨的新的機遇與挑戰。《國務院學位委員會2011年工作要點》指出，2011年中國的學位與研究生工作包括“印發《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編寫一級學科簡介，編制《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二級學科目錄》”。但是根據《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二級學科自主設置實施細則》(教研廳〔2010〕1號)，今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的二級學科目錄將不再是體現國家權力的指令性目錄，而是根據各個高校設置的二級學科進行統計匯編而成，是指導各個高校設置二級學科的參考性目錄。［8］   這既意味著北京師范大學、浙江師范大學等自主設置的兒童文學二級學科有可能進入國家二級學科目錄，但同時也表明今后我國兒童文學學科設置主要還是依靠擁有中國語言文學及相關一級學科學位授予權的高校的自主意識，依靠社會對于兒童文學學科的自覺、主動意識。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兒童文學學科由于發展歷史等原因，在我國主要還是聚集在不多的院校，尤其是師范院校當中，例如北京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浙江師范大學等，但兒童文學學科卻成為了這些學校的特色學科。《綱要》指出:“促進高校辦出特色……引導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質化傾向，形成各自的辦學理念和風格，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辦出特色，爭創一流”。兒童文學學科的現狀其實正符合這樣的辦學要求。因此，當前，兒童文學學科既可以成為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的“學科體系、學術觀點、科研方法創新”［9］的切入點，同時也是高校“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辦出特色，爭創一流”所面臨的重要機遇。

摘要:借助信息化手段推進高等院校的教育教學改革順應時代潮流，是實現人才培養目標的要求。高職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的重要構成部分，保持人才培養質量的持續提升是其使命。通過介紹微課、翻轉課堂教學模式的基本概念及在教育教學過程中的優勢，分析傳統教學模式的缺陷，探索基于微課的采購管理翻轉課堂教學模式的實施路徑，并以“采購需求確定”教學任務為例，研究具體實施方案。

關鍵詞:微課;高職教育;教學改革

2015年4月28日，教育部《關于加強高等學校在線開放課程建設應用與管理的意見》，肯定了慕課、微課等新型在線開放課程和學習平臺的優勢，同時也指出了在線課程給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在高職高專院校，培養人才是重要任務，教學工作是中心工作，教學改革是各項改革的核心，提高教育教學質量是永恒的主題。

一、研究現狀

在知網輸入“高職微課研究”主題進行檢索，期刊檢索出523條結果，碩博士論文檢索出9條結果;以“高職翻轉課堂研究”為主題，期刊檢索出1735條結果，碩博士論文檢索出31條結果。可見，國內對微課與翻轉課堂的相關研究成果較少。國外對微課的研究起源于20世紀初，因為微課涵蓋的學習資源較廣，且具有無界性、互動性、趣味性等特點，使其一經推出就受到教育從業者及學生的歡迎。國內對微課的研究稍晚于歐美發達國家，從對課程的介紹、對微課的價值討論、基于微課的課程改革等方面展開，大多處在理論研究的層面，對基于微課進行的課程改革實踐研究較少。

二、概念解讀

(一)微課介紹

摘要:目的系統分析信息化在護理學專業中的研究熱點和發展態勢，為今后護理學專業的蓬勃發展提供參考和借鑒。方法以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NKI)和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臺為統計源，選擇高級檢索，對護理學專業信息化文獻從作者分布、文獻分布、文獻類型、研究內容等進行計量學分析。結果共檢索到110篇文獻;作者單位遍布我國22個省、直轄市、自治區;文獻類型以科研論文數量較多，在科研論文中以隨機對照試驗研究方法為主(21.82%);文獻共引文653條，被引論文共55篇;25.45%的文獻有基金資助。結論護理學專業信息化已引起了護理專業人員的廣泛關注并對其進行相關探討與實踐，但由于信息化模式發展時間較短，還需在理論框架的基礎上進行實證研究，增加相關高質量科研論文的產出，探索適合護理學專業的信息化模式，從而更好地為基礎護理學及臨床護理提供循證依據。

關鍵詞:信息化;護理;文獻計量分析

護理學專業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資源與技術，各個環節和要素得到科學安排，為學習者創造良好的信息化學習環境，實現教學、臨床與信息技術三者之間的優化整合［1］。信息化模式利用信息技術的介入，開辟了一種新模式，它能充分激發個體積極性，主動對知識有效構建，深刻認識、理解和運用所學知識，為實現專業培養目標提供有力的支撐。信息化教學模式現已逐漸運用到護理教學及實踐中并取得了一定教學效果，培養了自主學習意識，提高了評判性思維能力、溝通合作能力等。但信息化模式在護理專業的具體實踐應用中還會受到某些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如:網絡教學平臺的構建不夠完善;計算機輔助教學工具不夠先進;對護生自學能力要求較高等。因此，構建高效的適合護理學專業的信息化模式，還需廣大護理人員對其進行更加深入的探索與研究。為更好了解護理學專業信息化模式研究的發展趨勢，本研究采用文獻計量法，對國內發表的有關文獻進行統計分析，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信息與借鑒。

1資料與方法

1.1資料來源

檢索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NKI)和萬方數據庫，選擇高級檢索，在“主題”字段或“題名或關鍵詞”字段分別檢索“信息化教學”AND“護理”。結果共顯示130篇文獻，刪除無關和重復文獻后，共檢索到符合標準的文獻110篇。

1.2建立數據庫并錄入文獻信息

［摘要］

多媒體資源的應用在日語教學中越來越重要。將共享的網絡資源如何科學，有效，系統地運用于日語教學中成為日語教師必須深思的問題。基于此，通過對日語學習者的網絡資源應用的采訪調查，總結出學習者在使用日語學習網站資源時的使用目的，學習方式，使用習慣以及常用日語學習網站有哪些。并對常用學習網站的特征加以分析，從而對日語教育中應如何應用網絡資源提出了建議。

［關鍵詞］

網絡；多媒體；日語學習；日語教育

一、日語教育與多媒體網絡資源

目前為止，利用互聯網進行語言教學的實踐主要在英語教育中展開。日語教育界也與英語同樣主要從兩方面開始對多媒體的利用等問題進行研究。其一是將其應用到學生的學習中。另一方面是應用對媒體技術來支援教師的教學工作。如提供教材制作及授課所需素材，管理授課計劃、成績等。在論及多媒體的有效性時，通常有兩方面的觀點。首先，多媒體具有語言方面的有效性。通過利用多媒體，擴充以往教材無法覆蓋的內容以及擴大授課活動的范圍。近年來日語教育越發重視交流能力的培養。特別對于在國外學習外語的學習者來說，通過互聯網、e－mail、CD音頻等來實現電腦與學習者之間的互動，使得多模態學習得以成立，以此達到促進學習者應用目標語言的目的。其次，如加藤（1996）中所論述的，日語學了學習言語構造方面的內容外，還需學習社會言語學方面的關于日本文化等內容。多媒體可以為這類學習提供有效的手段。而隨著網絡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擁有智能手機、筆記本電腦等移動設備，網絡資源使得文字、圖像、視頻、音頻等多維度信息成為師生共用共享的資源。如何將這些共享的資源科學，有效，系統地運用于日語教學已經成為日語教師必須思考的問題。簡（2012）在其博士論文中提到利用網絡進行學習通常要使用互聯網和多媒體，如果能活用這兩個元素的話，可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為學習者提供更多的學習機會。本文將從多媒體網絡在日語學習中的應用現狀及問題點出發，探討網絡資源應如何應用于日語教學以及學習中。

二、學習者對網絡資源的利用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