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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在古代優秀廉政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廉政文化體系。藝術表現是廉政文化的載體，二者相互促進、互為補充。以藝術表現地域廉政文化，則有強大的文化親和力，更貼近人民的生活，為廣大群眾所喜愛，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廉政文化；藝術表現；地域文化；創作實踐

一、廉政文化的發展研究

（一）古代廉政文化

中國關于廉政的論述可以追溯到周代，在《周禮•天官》中記載有：“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1］（P103）這六條考察官員的標準皆以廉字為首，然后再言善能之事，可見當時的從政者已經意識到廉潔為政的重要性。春秋戰國時期，士階層崛起，諸子百家爭鳴，他們從各自的角度闡發對于廉政問題的思考，如道家的“無為”、儒家的“仁政”、墨家的“兼愛”與“節用”、法家的“法治”。諸子百家立足于自身核心思想對廉政進行闡述，極大地豐富了廉政文化的內容，這一時期的廉政思想對中國封建社會廉政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時至漢代，統治者施行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張，讓儒家思想在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占據正統地位。此后，儒家吸納各家思想，不斷自我完善，形成了龐大的思想體系，其中關于廉政方面的論述和典籍浩如煙海，其主要內容可概括為三方面。重視民本，勤政為民。《尚書》有云：“民可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2］（P264）為政者能否體察民心順應民意關乎著國家興亡，也是衡量政治是否清正廉明的重要標尺。修身律己，勤儉節約。儒家歷來倡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為首，可見從政者個人品德修養的重要性。修身是一種自我約束，以節制內心的貪婪的欲望，來清除腐敗滋生的根源，達到廉潔為政的目的。為政以德，刑法為輔。廉政不能完全依靠為政者自身的修養，外在的約束不可缺少，因此，儒家倡導“德主刑輔”，法家主張“以法促廉”，雖然二者在道德教化與法治刑罰何者為主導的問題上各持己見，但都肯定法治有利于保持政治廉潔。傳統廉政文化雖然在思想、制度和文化上存在著諸多缺陷，但在一定的歷史時期發揮著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建成了牢固的民族廉政心理和情結，也是我們建設當下廉政文化的思想寶庫。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廉政文化

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國共產黨以馬列主義和思想為指導，總結革命經驗，初步形成了廉政文化建設的思想和形式。新中國成立之初，以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多次開展“三反”“五反”等反腐運動，為我國廉政文化提供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理論基礎，指明了廉政文化的發展方向。在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社會處于轉型時期，市場經濟帶來巨大利益的同時，腐敗現象也迅速滋生，腐敗現象能否得到遏制已經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狠抓廉政文化的制度建設，奠定了新的歷史條件下廉政文化的思想理論基礎。十四大至十七大時期，以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不斷豐富廉政文化內容。這一時期形成了以黨風廉政建設為核心，以反腐倡廉為內容的現代廉政文化，在中央紀委等六部聯合下發的《加強廉政文化建設的意見》中，對廉政文化的性質進行定義了：“廉政文化以崇尚廉潔、鄙棄貪腐為價值取向，融價值理念、行為規范和社會風尚為一體，反映人們對廉潔政治和廉潔社會的總體認識、基本理念和精神追求，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3］反映了這一時期黨對廉政文化在源頭防腐中作用的重視。十八大以來，以為核心的新一屆領導集體從廉政文化、理念和核心價值觀的關系來論述廉政文化建設。重視中華優秀廉政傳統文化的思想引導作用，揚棄的繼承歷史文化中的廉政價值理念和廉潔道德規范，在全社會培育廉潔理念，推進這一理念深入民心，奠定了廉政文化生長的根基，并頒布了一系列法度法規作為保障。中國共產黨在借鑒傳統廉政文化精華，吸收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廉政文化體系。它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是中國共產黨始終與貪腐行為進行斗爭的重要武器。

二、地域廉政文化與藝術表現的關系研究

以藝術表現作為廉政文化的載體，發揮藝術的教化功能，可以極大地推動地域廉政文化的發展。藝術表現與地域廉政文化都根植于一定的地域環境，從傳統中汲取養分，都帶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兩者相結合能夠產生強大的親和力。

（一）藝術的教化作用

藝術作為一種文化載體，能夠傳達思想，具有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以繪畫為例，在中國古代畫論中就有關于繪畫教育作用的記載，謝赫在《古畫品錄》中開篇便言：“夫畫者，莫不明勸誡、著升沉，千載寂寥，披圖可鑒。”［4］（P355）繪畫融入了作者對歷史事件的價值評判，后人在觀賞繪畫作品時可以得到訓誡，以此規范自身言行；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認為“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并運，發于天然，非繇述作。”［5］（P1）六籍即六經，乃是孔子整理而傳授的儒家經典，張彥遠將繪畫的教化作用上升到與六籍同樣的高度是對繪畫教化作用的極大肯定。以音樂為例，荀子《樂論》曰：“樂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6］（P202）他認為音樂能夠引導人心向善讓社會和諧；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的倡導者馬丁•路德認為音樂是道德胚胎的源泉，強調了音樂在塑造人道德品質方面的作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時期，《國際歌》那莊嚴、雄渾、飽含著光明和希望曲調，給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的無產階級革命者鼓舞了勇氣；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田漢、聶耳創作的《義勇軍進行曲》更是激勵了無數中國人為捍衛國家和民族的尊嚴與日本侵略者英勇抗爭。輕靈快樂的音樂使人心情舒暢，雄壯激昂的音樂能夠振奮人心，音樂作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具有影響人的道德、精神和情緒的力量。隨著社會進步，藝術已經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二者早已密不可分。相比于呆板的道德說教，藝術表現潛移默化式的教化顯然更易于被接受，效果也更加地深遠持久，所以利用藝術的教化功能推進地域廉政文化發展。這是一件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

（二）地域廉政文化與藝術表現相互促進

藝術表現作為載體促進了地域廉政文化的傳播，豐富地域廉政文化的內容；地域廉政文化作為主題，是時代的熱點，反映人民需求，為藝術表現注入活力。以藝術表現作為地域廉政文化的載體，能夠喚起當地群眾的文化認同感，與作品產生共鳴，達到藝術作品與觀賞者之間互動的絕佳效果，而藝術作品中所傳達的地域廉政文化信息也更易于被大眾所接受。另外，反映地域廉政文化的藝術表現經歷了創作－欣賞－再創作－再欣賞的過程，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對地域廉政文化的一種豐富與發展。當藝術家進行藝術創作時，因其極為豐富的內心情感以及對社會問題的敏銳觀察，他們善于從生活中提取人民群眾對于地域廉政文化的態度與心聲，并融入自己的主觀見解，最后以藝術表現的方式傳達出來，此時的藝術作品是對地域廉政文化更深層次的解讀，其思想與內容已經超越了原有的地域廉政文化的范疇，這是一個不斷循環上升的過程，這個過程中地域廉政文化隨著藝術家的再創作被不斷賦予新的內容。藝術表現以地域廉政文化為創作題材，反映出時代的主題，從而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反映時代主題的作品，傳達出人們的心聲，往往能受到更廣泛的關注。如西班牙藝術家畢加索的畫作《格爾尼卡》刻畫了西班牙小鎮格爾尼卡被德軍轟炸后的慘狀，控訴了法西斯戰爭慘無人道的暴行；安迪•沃霍爾的《布利洛肥皂盒》《坎貝爾湯罐》等作品反映出高度發達的商業文明中人們內心的空虛與冷漠感；又如頗受好評的影視作品《湄公河行動》，表現了維護國家安全穩定敢于犧牲的中國軍警形象。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是黨一貫堅持的鮮明政治立場，是人民關注的重大政治問題，這個政治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國亡黨。”［7］廉政文化建設作為拒腐防變的基礎工程，受到黨的重視和人民關注之熱點所在，以此為藝術表現的主題，能夠讓藝術受到更多人的關注，而一些受到新興藝術表現方式沖擊而逐漸被冷落的傳統藝術也將重新走入人們的視野。

三、地域文化在廉政藝術創作中的實踐

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對于廉政文化建設十分重視。各地政府積極挖掘地域傳統文化資源，推進地域廉政文化建設，產生了很多優秀的藝術成果。中國戲曲是一門歷史悠久的傳統藝術，它扎根于民間，依據不同地域的審美趣味而衍生出數目繁多的劇種，是各地推進地域廉政文化發展的重要手段。黃梅戲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戲曲劇種，安徽省黃梅戲劇院將地域廉政文化與黃梅戲曲相結合創作了一系列廉政戲曲作品。戲曲《不越雷池》以成語“不越雷池”為背景，講述安徽望江人沈鎬廉潔為官的故事；另一部黃梅戲《大清名相》則以發生在安慶桐城的歷史典故“六尺巷”為創作源泉，講述清朝名臣張廷玉治家嚴格與鄰謙讓，面對貪腐卻寸步不讓的故事，引發觀者對為官為政“讓”與“不讓”的深刻思考。以地方傳統戲曲表現廉政的方式并非安徽省獨創，還有河南省豫劇院編排的廉政豫劇《張伯行》。它將廉政文化與豫劇結合，講述了清代被稱作“天下第一清官”的張伯行在職掌江蘇巡撫期間的勤廉歷史故事。再例如，海南省瓊劇院的瓊劇《海瑞》，就是用瓊劇形式表現廉政文化。該劇以明朝時海南省清官海瑞的反貪事跡為創作題材，旨在勸誡黨員干部以海瑞為榜樣，為官廉潔，兩袖清風。隨著反腐倡廉工作的常態化，各地劇院以本地域歷史上的清官廉吏事跡為創作題材，發揮地方戲曲的教化作用，掀起了廉政戲曲創作的熱潮。人民群眾是歷史文化的創造者。所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廉政文化建設離不開廣大民眾的參與。公共藝術是大眾的藝術，是為人民服務的藝術，它既能引起大眾的參與也帶有鮮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因此許多城市開始發揮公共藝術在建設地域廉政文化工作中的優勢。為方便更多的人民群眾參與到地域廉政文化建設中來，各地政府著手打造廉政文化主題公園，將廉政元素與公園自然景觀、人文環境有機融合，讓參觀者沉浸于觀賞時也受到廉政文化的感染和陶冶。廉政文化主題公園中有大量的公共藝術作品，為實現藝術作品與參觀者的互動，這些作品常以地域文化為創作題材。例如，安徽蚌埠的張公島廉政文化公園。公園由“勤政”“警示”“清廉”三個主題景區組成，以蚌埠市傳承久遠的“禹風厚德”精神為主題，以周邊地域廣為流傳的廉政為民典故來豐富公園的內容，讓廉政文化具有更深入的感染力。公園內的雕塑“大禹聽五音”“三過家門而不入”傳達大禹為民謀利、因公忘私的高尚品格以及聽取民意、汲取民智的為政方法；“朱元璋造字倡廉”“井水論”則勸誡官員時刻保持對貪腐的警惕，清清白白為官老老實實做人。除了公園，人流眾多的地鐵站也為廉政公共藝術的發展提供了空間。合肥作為包公故里，有著悠久的廉政文化底蘊，廉政文化與新時代地鐵空間相結合，更貼近生活。合肥地鐵包公園站就緊扣包公文化和廉政文化主題，創作出銅雕“包公生平故事”和裝置藝術“包公臉譜”等廉政公共藝術作品。地鐵站中的十組大型鍛銅浮雕“包拯生平故事”，用紫銅鍛造散發著材質特有的歷史厚重感，巨大的尺幅更顯氣勢恢宏，從史料中提煉出的故事真實而動人，畫中的場景刻畫精準人物性格鮮明，將包拯清廉剛正的一生呈現給觀者。而裝置藝術“包公臉譜”則選取不同地方戲曲里的包公形象，以夸張的變現，豐富的色彩引人駐足觀賞，在學習包公不畏強權與貪腐勢力斗爭的廉政精神之時，也能獲取戲曲知識，在對比中感受不同地方戲曲文化的特色。此外，傳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現代視覺設計緊密結合，開拓了廉政文化宣傳研究的新路徑。一些高校研發中心圍繞地域文化藝術資源通過Flash動畫的方式進行廉政文化系列動畫作品的探索和制作，完成了動畫片如《時苗留犢》《程先進的銅盆》等題材的創意制作，并注冊登記了版權，并推廣應用，服務地方經濟文化建設。綜上所述，廉政藝術創作離不開對地域文化的挖掘，將藝術創作與地域廉政文化相結合吸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才能使廉政精神深入人心，實現從源頭上拒腐防變。對于廉政文化宣傳的創新性研究和發展，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學術價值。

參考文獻：

［1］聞人軍，譯注．周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黃懷信．尚書正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關于加強廉政文化建設的意見［EB／OL］．

［4］俞劍華．中國畫論類編［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

［5］俞劍華．歷代名畫記［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

［6］安小蘭，注譯．荀子［M］．北京：中華書局，2007．

［7］．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N］．人民日報，2012－11－18（1）

作者:何健 李順慶 單位:安徽工程大學 皖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