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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鎮建設定位中的趨同問題在于缺少與農村產業的融合，實現傳統農村產業融入城鎮化進程是破解城鎮建設趨同病的有效路徑。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為驗證農村產業與城鎮建設融合的合理性與可行性提供了新的思路，結合農村產業與城鎮場域之間的結構二重性邏輯，發現農村產業與城鎮建設融合中存在城鎮發展自身的公共性、現代性與經濟技術理性，與農村產業中所內含的個性、傳統性與小農理性，存在著內生結構性困境與約束。因此，從場域交融、系統整合與變遷以及擺脫制約的實踐性三個維度，建構農村產業與城鎮建設相融合的動力邏輯，為農村產業振業與城鎮化建設有效銜接提供有益的理論參考與邏輯內涵。

[關鍵詞]產業振興；新型城鎮化；城鄉融合；結構化理論

一、問題的提出

關于城鄉產業融合的問題是近年來我國學術界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且既有研究并未達成一致，歸納來看形成了三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主張城市偏向策略對農村發展起到的帶動作用。張占耕[1]認為，城市工業水平的大規模提升可以反哺農村，推動城鄉一體化的發展。第二種觀點主張農村偏向策略有利于打破城鄉不平等問題。崔紅志[2]認為，向農村傾斜公共資源人均投入，從而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第三種觀點主張優化要素資源雙向配置。張康潔等[3]認為，通過市場化機制有效調節城鄉自然資源、生產和服務要素的自由流動和有效對接，構建城鄉要素協調。從以上研究結論來看，關于城鄉產業融合的觀點雖然存在爭議卻具有強大吸引力，但也存在一定不足：第一，城鄉產業融合的研究視角較為單一，缺乏系統性層次意識。第二，研究內容方面，對有關融合路徑的問題較為關注，而涉及融合的動力尚未形成系統性觀點，基礎理論的支撐不足，即是否可以融合以及其合理性?因此，本文針對融合的學科與路徑分歧，考慮到城鎮作為城鄉資源融合場域，對經濟意涵轉向于農村產業領域創造支持條件，著力解答下述問題包括:第一，試用社會學家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邏輯架構驗證農村產業與城鎮建設有效融合的合理性；第二，剖析小農產業與城鎮建設融合過程中的內生困境并為其建構動力邏輯。

二、理論闡釋:結構、空間社會與產業融合

基于結構化理論內涵，分析農村產業發展與城鎮建設融合的可行性與合理性。學術界有關“結構”的界定并未達成一致:第一，關于結構是“虛擬的”還是“現實的”的討論。功能主義者以視覺圖像作為理解載體，把結構理解為滿足我們需要的最經濟的客觀存在，具有客體和工具的表現形式[4]。與功能主義相反，Strauss認為，結構是事物內部的、不可觀察的，雖是整體但也具有可變性，隱含邏輯關系。第二，關于結構研究方法論是“個體主義”還是“整體主義”的討論。Lukes認為社會現象是對個體形態的描述縮寫，結構與功能體現在整體主義路徑研究。Giddens結構化理論所涵蓋的二重性特征[5]均對上述分歧與本文未提及的結構理論內容予以回應，城鄉之間不是相互分立的二元體制，而是蘊含者二重性及其辯證互動，本文試用結構二重性理論來論證農村產業與城鎮建設發展之間的聯系，按照帕森斯的描述，要素互動限定了產業匯總形成的各種融合模式，產業結構融合的本質是形成秩序[6]。城鄉產業之間的融合將單一的要素聯系升維至廣義的城鄉空間效應，農村經濟收益的產生源于資源、要素、技術在城鄉之間的整合，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要素的形式和配置不同的可能，是社會、時間與空間投入的統合性表現。這一論證也證實了邏輯起點的正確性，對農村產業與城鎮建設相融合可行性具有理論意義。

三、產業振興與城鎮化融合的內生困境:結構約束

(一)農村產業公共性、個性與城鎮治理公共性、私性的交雜

農村產業以農民易于接受的方式形成集聚，內化于農民增收需求，但同時也具有公共性。另一方面，農村產業體系結構狀態呈日漸碎片化，特別是對小農戶治理，農民更加關注農村產業短期與明確的收益，導致缺乏凝聚個體的公共特性。相比農村產業，城鎮建設中的產業模式有鮮明的多樣化表現形式，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在城鎮場域中交織，城鎮的“客觀性”現實不完全依賴與單一政府或企業，而是體現在多主體價值存在，既需要容納政治、文化與社會定位，也需要滿足產業結構需求的基本秩序。

(二)農村產業的傳統性與城鎮現代性的沖突

農村傳統家長制特征對小農戶主的家庭決策具有主導作用，對產業經營的投資支出、風險考慮等都會改變農村產業的聚集形態。城鄉之間的二元結構，更進一步加大了農村傳統與城鎮現代之間的差距，城鎮現代化間接沖擊傳統農村產業。

(三)農村產業的小農理性與城鎮發展的經濟技術理性的沖突

農村產業產生存在的區域分布產生變化，其生存與發展自然也受到威脅。農村產業“空心化”其背后是小農理性選擇的縮影，小農戶對農村產業的發展具有生產成本低和產出效率高的特點，勞動的付出與增收的回報成為農戶經濟行為的決定因素，更傾向對“勞動辛苦程度”均衡的主觀感知，與產品消費-勞動滿足均衡為感覺閾限。根據AdamSmith所闡述的經濟理性概論，技術進步促進產業分工，產業轉型促動城鎮的發展，但同時也使農村產業的結構邊界消除，城鎮區域內的資源自由組合，效率、競爭成為城鎮產業發展的趨勢。在LewisMumford看來，城鄉之間人口數量和密度的差別，也是經濟效率與理性選擇的差別。此外，農民出于增收理性目的，流入城鎮導致的農村“空巢化”問題也成為城鄉產業沖突的掣肘縮影。

四、農村產業振興與城鎮建設融合的動力邏輯

(一)時間與空間:農村產業與城鎮建設的交融場域

從Giddens的“場域”基本概念出發，基于時空相結合角度驗證城鄉產業融合動力邏輯。Bourdieu認為“場域”是環繞在各種位置間的動態關系網絡。對城鄉而言，“場域”既是農村發展的物理環境的延續即城鎮空間，也是圍繞農民與村莊形成的農村關系空間網絡。城鄉產業在不同場域內發生融合，既實現產業邊界的重構，也包括各主體產業自覺水平的提升，實現鄉村建設與城鎮發展的良性互動。同時也是農村產業“定位”的過程，通過Fo-ley的“四維”城市空間架構，把城市要素的空間與鄉村元素的時間相融合促動，城鄉空間場域內的路、區、界、結、標等元素意象，均可以體現城鄉經濟場域交融促動的理念與內涵。

(二)系統整合與變遷:農村產業與城鎮融合的路徑

系統整合是結構化理論中的重要一環。城鄉整合體現出資源稟賦在場的交互協同，產業整合則屬于群體與群體不在場的交互作用。只有當城鎮趨于去中心化與跨界化之后，產業整合才有可能得以顯著的效果。盡管城鎮的包容性與農村產業的個性相悖，卻也可以與其公共性相融。農村產業是一種公共資源，也需要在公共領域得以顯現作用。城鎮包容性與農村產業的公共性相融合，才能實現城鄉產業系統的有效整合。關于變遷的邏輯，學者們更多地借鑒了Darwin的進化論思想，在研究產業經濟時，結構化理論對產業變遷的描述與進化論的方式截然不同，基于結構化理論視角，城鄉產業的統籌過程有別于以進化方式的轉型，而是以結構轉化升級的方式變遷，使新型農民經營者向職業化過渡，也增強城鎮對農村產業的吸納、承載與集聚。

(三)實踐性———擺脫“制約”：農村產業與城鎮建設融合的落實

城鎮建設者與農村產業經營者，要利用好要素流動過程中的人力資本和規模優勢，遵守規則擺脫桎梏。面對物質性成本、結構性約束和實操難題，城鄉之間產業互動理念真正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發揮人力在產業升級與城鎮化中的能動作用。同時，農村產業由于本身的“人情鄉土”特征，更易深入人心，使城鎮更易承接農村產業的外溢，因此，城市空間不僅是人口的流動地，也是農村產業促動的新興地。

五、結語

對于農村產業與城鎮建設能否融合的合理性與可行性，本文借以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為依據，結合城鄉產業結構二重性特征給出了肯定答案，回歸整體主義方法論，分析了二者融合過程中的內生結構約束困境并建構動力邏輯，探討二者融合有助于發掘農村產業轉型升級的可治理性，為城鄉產業融合發展提供有益的邏輯參考，提升農村產業振興與城鎮空間優化的內生動力與融合內涵。

作者：李智 楊英法 單位：吉林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河北工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