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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的界定   后時期始于結束,但對其終止點,不同的學者對其有不同的界定。陳啟能等人認為,“從改革開放開始一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這個期間可以被稱作后,它與前有著緊密的聯系,呈現出很強的連續性”①。張新穎認為,上個世紀“7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可以稱作‘新時期’,或者‘后時期’”②。本文將采用張新穎的劃分,將上個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末這個時間段稱為后時期。由于后時期所呈現出的文化現象與時期乃至前時期(1949-1966)均有著極大的聯系,因此有必要對新中國成立一直到結束這期間的文化背景與主流意識形態作簡要回顧。   二、文化背景與主流意識形態   新中國成立后,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逐漸形成。提倡“政治標準第一,文藝標準第二”,因此,文學及文學創作必須體現當前意識形態。翻譯文學,作為多元文學系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受著當時政治意識形態的操控,只有那些“優秀”的、“進步”的外國文學才可以翻譯引介進來。對美國小說的譯介也只局限于少數現實主義作家,如馬克•吐溫、德萊塞、杰克•倫敦、歐•亨利等人的作品。文學要為政治服務,因此,翻譯文學本身的詩學價值幾乎被忽略。到時期,意識形態對文學尤其是翻譯文學的操控更為明顯。翻譯實踐幾乎停滯不前,只有那些揭露“封資修”的作品,才可能被允許作為反面教材翻譯介紹到國內。   到后時期,政府放松了對翻譯實踐的政治意識形態操控,文學翻譯數量逐漸增加。然而,時期的思想根深蒂固,政治左傾的余毒依然存在于文藝界,后時期人們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制于的思維慣性,在這種邊緣時代,人們對英文小說譯介和接受有一種謹慎的活躍。   三、主流意識形態對外國文學作品譯介的影響   翻譯學家勒菲弗爾認為,翻譯是對原文的一種改寫方式,以服務目標語文化為最終目的。翻譯的過程受著意識形態和詩學的制約,意識形態的操控在翻譯過程以及譯本接受中是最重要也是最明顯的因素,它對于特定時期特定文化的構建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后初期,意識形態對文學翻譯的操縱較為明顯。盡管此時政治氣氛逐漸變得輕松活潑,但時期的意識形態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占據著統治地位,指導著人們說話、思維和感知方式。   自1979年《譯林》創刊以來,曾先后刊載的兩部英文小說譯本—《尼羅河謀殺案》和《飄》,一出版便深受廣大讀者喜愛,但卻遭到某些學者的強烈批判,“類似通俗作品的譯介,‘有失我國文化界的體面’,反映了我國讀書界在思想境界和趣味上的‘倒退’,……造成了中國的出版界和讀書界的混亂現象,而社會主義不知隨風‘飄’到哪里去了”③。1981年翻譯出版的《第二十二條軍規》,曾被視作“離經叛道的壞書”④,一度被禁止再版。受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作為統治權力的文化代言人,出版社在出版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前會作適當刪減或者編輯工作,使之符合主流意識形態。   值得注意的是,時代畢竟已經過去。后時期,改革開放和解放思想的呼聲越來越強烈,這個時期翻譯出版的外國文學作品較之以前有很大改善。1978年翻譯出版的書籍高達57158部,翻譯文學所占比例最大,“翻譯大爆炸”的時代隨之而來。   1、翻譯出版的改變   根據《1980-1986翻譯出版外國文學著作目錄和提要》(修訂本)的統計,1980年至1986年間官方出版的外國文學多達3300部。而據《1949-1979翻譯出版外國文學著作目錄和提要》統計顯示,1949年至1979年這三十年總共才5677部(其中還包括503部不同譯本)。翻譯出版業的繁榮昌盛,直接指導和影響著翻譯實踐活動的興衰。從以上統計數據可以推斷,改革開放后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較之時期有很大進步。1978年,上海翻譯出版社成立,并先后創辦《外國文藝》、《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翻譯引介了許多優秀的外國文學作品。這個時期翻譯或者重譯了許多英文小說,如,毛姆的《刀鋒》、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馬克斯的《百年孤獨》、以及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等。這些小說的翻譯和引介,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精神生活,擴大他們的視野,加深其對世界各國的理解,促進了人們對文學新流派的分析研究與學習借鑒。后時期的文學翻譯出版的曲折發展,是當時翻譯實踐活動在曲折中前進的體現。   2、翻譯原文本選材的改變   由于主流政治意識形態的操控,從1949到結束這段時間,文學翻譯選材主要側重于那些來自前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揭露資本主義罪惡及弘揚革命精神的作品。   到后時期,對原文本的選擇有了變化。   以上數據表明,美、英、法、日的現當代文學作品已經從曾經的邊緣地帶奔向中心位置,而社會主義以及無產階級文學從中心位置開始消退,以蘇聯文學引介的急劇衰退最為明顯。國際政治格局和中國外交政策的改變,間接導致了對美國、日本文學譯介的巨大改變。二戰后美國、日本經濟突飛猛進,到20世紀70年代,美、日已成為世界上經濟領先的國家。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有必要向這樣的先進國家學習借鑒。中日、中美先后建交,對了解日本、美國社會文化有很大促進作用。從日本和美國翻譯過來的文學作品,又一次參與了政治文化的建構。   原文本選擇的另一大改變,體現在內容選材上。前的翻譯作品以現實主義或者頌揚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居多,而后時期的翻譯提倡作品本身的文學性、美學價值的回歸。在翻譯實踐活動中,也逐漸開始從政治需求向文學追求轉變。翻譯作品選擇具有開放性特點,各種流派的作品都有譯介,有古典文學如小說、戲劇、詩歌,也有“新生代”的科幻小說、報告文學、傳記文學等。政治因素不再是引介文學作品的唯一標準,其他因素如讀者興趣、作品本身詩學價值及娛樂功能,乃至盈利的驅使逐漸成為譯者和出版社關注的焦點。#p#分頁標題#e#   3、翻譯策略的改變   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隨著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多元格局的形成,國內主流意識形態也逐漸朝著開放、多元的趨勢發展,提倡以人為本的回歸。在這種相對開放的環境,富有歐化和異域色彩的翻譯文學逐漸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這個時期的譯者開始注重在語言和文化層面上采取異化的處理,以滿足讀者的閱讀期待。因此,在此期間很多外國文學作品得以重譯,如《飄》、《牛虻》、《簡愛》、《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通過異化策略或者對原文內容的忠實翻譯,譯者盡可能地再現原作原貌。例如,早期翻譯的《牛虻》(李良民譯)中,很多有關西方宗教色彩、資本主義道德以及愛情描寫的部分均被刪減,重譯本(古緒滿譯,1995年出版)里均已忠實譯出。后時期政治環境相對寬松,人們的思想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阻礙相對減少,原作真實再現給讀者成為可能。   四、結語   根據勒弗菲爾的翻譯理論,翻譯的過程,至始至終都受著譯者或者當時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和詩學價值的制約。   后時期的外國文學翻譯實踐,同樣受著當時主流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在時期思維慣性以及解放思想的雙重影響下,后時期的譯者和讀者關注的焦點慢慢轉向翻譯作品的詩學價值,對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接受體現出一種謹慎的活躍,外國文學翻譯活動曲折中前進。